华文剧场与表演

前言 《棺材太大洞太小》 是关于政府和社会体制下的秩序。 然而，其中也牵涉到Gender and Sexuality的性别课题 。在性别的语境里，剧本里的棺材和洞可个别作为男女性别器官的符号 ——棺材：阴茎；洞：阴道，因为它们之间的形体相似而且合乎对于文本中性别的解读。 棺材与洞的“标准尺寸”：男女社会中扮演的性别 如果把棺材和洞解读为阴茎和阴道，那么管理员所提到的棺材和坟洞都是按标准尺寸，这个标准是按照条例所规定的。此外，剧本中的殡仪馆负责人和坟场的主管都拒绝长孙的建议把洞扩大，并且很公式化的道出似乎象诗句的话：“工工整整，整整齐齐，满个坟山，一望无际，一个人一个坟，破格的是，决不允许！”一般的诗是有格律，而这按照条例的说法和诗句的格律就点出了社会建立的观点，规律和规矩是被定格，不能遭受任何的介入和破坏。 这也意味着这规定是一种社会体系的象征，是一种定格而毫无灵活性的改变。 因此，棺材与洞象征的社会男性女性都是按照社会的要求作为一种自我的标准和审查，是一种看与被看的社会化的性别扮演（gender)而不是个人的情感流动和个人化的性别的表现。 殡仪管负责人或坟场的主管虽然是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可是这“标准”在他们的心理被内化，也证明了男女性别的在社会上所要扮演的规范角色是普遍性而且是不分阶级，人人都是社会里的棋子备受社会观念的摆布。 棺材：社会化性别隐喻（Gender) 祖父作为葬礼仪式上的主要人物 ，在死后变成不能发言的人物时，才能得尝所愿，摆脱世俗和制度，自定要求要有个大棺材。祖父的遗体作为一个男性的躯体(sex)是在生理上与身俱来，别无选择，而棺材作为社会扮演性别角色的符号（gender)的话，超于标准的棺材是一种对于制度的反叛也是一种反讽的手法 。 反讽在于人死后才能摆脱社会的束缚，选择自我在社会上所要扮演得性别角色。 大棺材虽然重，但是问题不在于重而在于它的大，牵涉到无形和有形，看与别看之间，这意味着社会扮演的性别角色是演给别人看而不是心灵与内心欲望的满足。同时，这大棺材使长孙和亲戚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大棺材是个性化的表现，同时隐喻着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向往着自我性别的解放而不是社会定格的性别扮演。 异／同／双性恋的社会地位 这不规范的棺材尺寸是不符合按照标准尺寸所挖出来的洞，也因此不符合社会规范的男性角色。 如把棺材入洞...

“边缘人”的国族寓言 经过1976到1980的政治囚禁，郭宝崑在1980年以后的创作进入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以及批判性的深刻思考，是对人在社会中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思。《棺材太大洞太小》（后简称《棺材》）是1984年由郭宝崑编写的一个单人剧，正是这个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品。郭宝崑自己也说过《棺材》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最根本在于对“个人性”（人性）的探索。本文将暂避开传统与制度的冲突，单从人性的角度切入，解读《棺材》中塑造的长孙这类的边缘人以及长孙作为国族寓言的符号所呈现出的意义。 “边缘人”的焦虑 《棺材》这部单人剧中最主要的角色就是长孙，作为故事唯一的叙述者、参与者全剧由梦境开始由梦境结束。长孙作为家中的一家之主、葬礼的主持人身上肩负着传统与责任，但他同时也是现代体制下的一份子。传统记忆的烙印深刻的存于长孙的意识之中让他成为代表传统的符号，对于现代体制的据理力争；同时在现代的观念中，又觉得整个葬礼是滑稽可笑的。 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体制之间，既不能妥协于其中一方又不能否定另外一个方面，长孙在《棺材》最后对于自己的定位也表现出迷茫与焦虑，呼出“不知道……我不知道……”。这种孤独的失离感，塑造了长孙这种“边缘人”，迷失于自我认同并产生种种的荒谬和惆怅都可以解读为现代新加坡人、或者是整体现代人的一种隐喻。从剧作的形式——单人剧，某种层面上也隐喻了一种边缘于孤独。 长孙的国族寓言 《棺材》中的长孙如果从“边缘人”的意象中隐喻了新加坡人或者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状态的话，扩大的更大的层面长孙作为一个“一家之主”和整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无论在社会或在家庭中都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长孙可以说是父权形象的代表，可是在《棺材》中却反讽的看到“父亲”角色的缺失。“父亲”的缺失代表着“根”的缺失，这种“根”可以是个人的、国家的、文化的。 《棺材》中长孙的故事作为一种寓言，不全然是新加坡的寓言，但长孙和祖父棺材的故事却不能不说反映了新加坡长期处于寻觅自己的“根”以及漂泊游离与中西文化间却无法定位的国族寓言。 郭宝崑在《棺材》中通过人性的反思和对社会的观照中，同时也思索了整个新加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新世界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总结 《棺材太大洞太小》从人性的角度建构了一种“边缘人”的意识，根据郭宝崑自己的话来说：“孤儿只能摸索前行，在失离中塑造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种漂...

许多评论提出《棺材太大洞太小》通过“我”的口吻反映了社会里的制度过于苛刻死板，不通融人情。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剧本可能也体现了人民与社会的微妙关系。 剧本中殡仪馆负责人是个尽责的“制度代言人”，一切依法办事，不得破例。深怕着如果把洞口挖大，这不仅会违反条例，“周围的土墙可能会崩塌”，殃及无辜的人。当“我”提出解决方案时，管理员却始终不能接受条例以外的方法。不仅如此，“工工整整，整整齐齐… 破格的事，绝不允许”和“标准尺寸”这些相同的话反复从负责人与主管口中道出，达到了强调制度“严格”的效果。这也体现了在严格制度里工作的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被训练得像只按程式操作的机器人，说的话都“官腔官调”。 当发现棺材太大洞太小时，剧本中的“我”在与坟场管理员及主管商讨协议时，完全没有想要妥协的意思，甚至硬要当局给予他完全的让步。主管最终破例，让“我”祖父的棺材横着下葬，因此某个程度上抵消了制度“死板”的说法。当局的这项决定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指责，相反的，主管却得到“最有人道主义精神”奖。这虽显得荒谬，但终究体现了制度的变通或改良不是不可能执行的。因此，换个角度看，到底是棺材太大还是洞太小？是制度太死板？还是人们太自我？ “我”在剧本中代表社会中稍有经济实力的群体。表面上是在尽长孙应的责任，让祖父走得风风光光，但实际上体现了他的攀比心态，“花了这么大的本钱、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感情搞了那么大的一个葬礼”，却更像是死者家属全情参与的一场戏剧大制作，为的是让观众看到自己家族风光的一面。当两百多人前来凑热闹，参观葬礼时，“我”其实正享受着“被人参观”的时刻。他为祖父的巨大棺材有那么多人扛，葬礼多人前去“瞻仰”感到“很自豪”。至此，“我”其实再现了现代年轻人爱慕虚荣的心理，同时也暗示传统礼仪对于他们已经失去了它原始的意义。 葬礼的意义除了是给往生者送行，也在于让分散各地的家人团聚以悼念往生者。然而，在剧本中，“我”的家庭是分裂的，祖父在世时已为此感到不满。然而，这些家属平时互不往来，仅在祖父过世时来参与一个搞得风风光光，甚至夸张的葬礼——一场借着传统名义，却根本不具备传统意识的葬礼。剧本有意识地讽刺着当今的社会现象与现实，让人们借此反思现代所谓的“传统礼仪”背后的真正意义。 人们是自我的，也是不容易满足的动物。人们潜意识中总是抗拒社会制度的运作和影响，因此总想发出心里的...

《联合早报》2010年2月27日 ● 谢宏凯 　　当年剧本完成不久，美国华人导演黄哲伦曾对郭宝崑说，如果他排这个戏，将出现殡葬场景。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见着了。 　　相对于其它版本的《棺材太大洞太小》，李邪导演的这个演出更侧重视觉化，大量画面和场景，试图让观众“见证”某个事项，相对于原本独角戏的“倾听”一段经历，显然有着叙述性的差异，前者重感受，后者重想象。当年剧本完成不久，美国华裔导演黄哲伦曾虽郭宝崑说，如果他排这个戏，将出现殡葬场景。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见着了。 热闹生动活泼机智的表演 　　观众入场，进入刻意以灵堂布置的场景，开场是一段冗长的静默，延绵的诵经缭绕，试图把观众带入特定场景。 　　表演开始，灵活生动的语言，加上无厘头插科打诨的表演，热闹生动活泼机智，演员笑弹连连，频频击中在场者的笑穴，只见一阵阵的东倒西歪，热力迸发火花四射，一时笑声喧哗，当时很想有支啦啦队绕场助兴，可表演风格却与严肃写实的场景相矛盾，让人不禁怀疑需要费力铺排仿真场面、布置实在场景吗？还是只需要几个夸张的象征的景，轻盈些？而且那两句导演一再重复使用的台词：“不懂为什么，我老是梦到这件事……”，在巨大的灵堂罩住下吐出，总觉得怪怪，显不出那空灵超然的余味，好像被罩住的孙大圣，亮不起来，也梦不起来。 　　开场重头戏在凸显棺材，体现它的大、重、沉，感觉上，一波又一波的闹剧演绎，把棺材当成表演工具，削弱了棺材大重沉表层下权威性的力量，荒谬又虚弱的处境。表演过程中大话筒接送连连的处理，闪现掌控话语权的暗示，颇为传神。 生命感悟升华比抨击时弊重要 　　接下来是剧作另一个重要元素：洞。坟场上发现棺材太大洞太小，几个与官员斡旋争辩的戏，炮火相向争锋相对，紧凑又畅快，触及变通与限制、通融与占有的尖锐矛盾，痛快针砭弊端；当然这样的戏往往能收到剧场直接反应，然后呢？满足于这样的效果，对这段戏过多重墨渲染，结果我们还是置身在解不开的结。生命感悟的意念升华远比抨击时弊重要，艺术魅力要比政治批判更有流传千年的生命。 　　空间或土地的占有，最后都是利益之争，是赤裸裸兵刃相见的战争，大家各有理据，一方为了政策，一方为了炫耀，其间还有观念与权力的贯穿，以堂皇的话语粉饰，一切变得复杂迷乱；大家其实都在相互挤压，在外表的掩饰下实是无奈无助，双方都只是利益的受害者，这正是人类窘迫的处境...

《联合早报》2010年2月6日 ● 报道／周文龙 　　设灵堂、做法事、演奏仪葬歌曲，还有白色灯笼、香烛、鲜花等各种点缀物品。 　　如果你打算在农历新年期间去看华艺节节目《棺材太大洞太小》，请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你不只是去看一个演出，同时也会“参加”一个丧礼。 　　本地青年艺术奖得主李邪执导《棺材太大洞太小》，大胆改编已故剧作家郭宝崑的经典作品，不但把它从独角戏变成群戏，更会模拟丧葬仪式，把演出空间布置成吊丧灵堂，使看戏的观众有如参加一场丧礼。 　　李邪说：“到时现场除了有各种华人葬礼的灵堂布置，也会有吊丧仪式如道士诵经、来宾包白金、吃瓜子、花生等，观众临走前，我们还会给他们每人一条红线绑着回家。” 　　问李邪到时观众需要上香拜祭吗？是否有摆放遗照？摆的又是谁的照片？李邪笑了笑说：“这个我不说，观众来看就知道了。” 　　《棺材太大洞太小》将于2月23、24日晚上8时在滨海艺术中心小剧场演出，虽然形式大胆，会令一些华人观众忌讳，但演出反应空前热烈，门票早已售完。即使滨海艺术中心在2月24日3时增演下午场，戏票也已被抢购一空。 丧礼就是一场show 　　《棺》是本地已故戏剧大师郭宝崑的成名作，主要讲述一个男人为祖父主持葬礼，却赫然发现祖父生前准备好的棺材太大了，无法放进政府坟场统一规划的坟洞中，因此而引发的荒诞故事。 　　《棺》以黑色幽默写出华人社会传统与现代价值的冲突，并探讨生命与死亡的涵义。它是郭宝崑被搬演最多次的舞台剧之一，曾被翻译成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不同语言演出，也被电影导演／演员梁智强于2005年搬上滨海艺术中心剧院舞台。这次李邪以丧葬形式演出，让观众置身其中，成为演出的一部分，是这出戏前所未见的大胆诠释。 　　李邪说：“我觉得观众每次在剧场看戏很被动，因此便想借《棺》来制造一种氛围。事实上，丧礼就是一场show。” 　　为了呈现具真实感的丧葬场面，李邪做足了功课，到殡仪馆去收集资料，向专人了解办丧事的各种仪式程序。她笑说，可惜没有钱，否则她会考虑制作一副道具棺材，摆放在演出现场。 　　在农历新年期间以丧礼方式演绎《棺》，李邪是否觉得会触犯华人观众的忌讳呢？ 　　“不会啊。新年本身就有去旧迎新的意思，我以这种方式演出，就是希望能重新诠释郭生（郭宝崑）的经典剧本，赋予它新的意义。“李邪说。 　　李邪也表示...

在这剧本中，郭宝昆选择通过一人做的梦来叙述这个故事。梦，这个概念，给人一种纠缠不清的感觉，似乎说着这件事对叙述者影响很大，无法忘掉，在现实生活中能控制自己不要想，但到了晚上却不知觉得想起当年所发生的事。这件事一直在叙述者脑海里环绕，因为叙述者还无法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心中对于这件事，还是有一定的困惑。困惑什么呢？到底棺材应该要特别、与众不同但有可能遇上麻烦，还是就安安稳稳的照规矩用一个普通的棺材。 作者郭宝昆所创造的“我”，也就是叙述者本身，代表着一般新加坡人 - 爱面子。因为祖父棺材大而感到骄傲，因为人人都来看着棺材而感到自豪。他担心棺材掉，成笑话，而不是对祖父的不尊重，他要和上层理论，还顾着自己的形象（当时他喘着孝衣）。剧本中明明就是在述说办丧事，却根本没有伤心或难过的心情，令人觉得这一切都是为自己做的，而不是真正的想替祖父办一个隆重的丧礼。 这些都是从故事的表面所能看出的，接下来就深入地讨论故事所隐藏的意义。故事主要有三个人物，殡仪馆的人，“我”和那些凑热闹的观众。这里就可以把殡仪馆的人看成是政府，“我”式和政府有直接冲突的人民，而凑热闹的观众就是和政府或“我”都没有关系，就真的只是凑热闹而已的人。用一个例子来形容，就是政府和某一个人之间所起的争论，而我们这些旁观者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但只想八卦、听听、给点意见、凑个热闹的人民。 从这个隐喻来分析这个剧本，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对政府的不满，因为政府的规矩是不能改，不能通融的，所以起了争论。政府根本就不想听着个人的故事或利诱，就直接的告诉他，这就是政府的规矩。政府官员可能已经跟很多人说了同样的话，规矩也已经重复了很多遍，已经熟的能过背，甚至能朗诵的想一首诗。这里就凸现了政府缺乏人情味，利用一场在殡仪馆的戏，一个人死的地方，家里人流泪而外人会十分同情的场合，政府却不管，坚持顽固的规矩，不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变通。故事中的“我”生气了，吵着要见官，才得到了一些不同的提议但始终还是不让他有一个大一点的坟位。这隐喻着人民如果忍气吞声就一定没有别的选择，但即使有了别的选择（还是不触犯规矩的选择），这也未必是你要的，所以最终人民是到不过政府所设定的规矩。 如果说着巨大的棺材是人民想突破的理想，是创意，那么棺材洞就是限制着创意的发展的空间。棺材洞的限制市政府决定的，所以人们的理想与创意就可以说设备政府所局限的。从这个隐喻来分析，这棺材也就...

观点的矛盾 《棺材太大洞太小》， 是一部由资深戏剧家郭宝昆在1984 年写的戏剧。这部戏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演员在说故事。这种刻意安排的意义，有几种可能性。 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便是让人物能够设身处地，为别的人物着想。当然，这在文本里面，并没有得到实践。所以，从这个角度，这种安排算是对于文本的一种反讽。 当然，除此之外，这种安排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显著的效果。这部戏，是通过一个人传述的。这也就意味着，人们都是通过主角（同时也是剧中唯一的演员）的视角来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可是，一个视角，未必就代表着一个观点而已。这部戏的特点，便是模糊了观点和声音的主人。一个人物，一个视角，却因为在阐述一件事，不得不分饰三个角色。因此，许多观众看到的，便是三个观点，和三把声音。 可是，反过来说，其实三个观点和三把声音也可能是一个假象。观众所悉的另外两个人物， 其实是由剧中的主角口述的。其他两个观点，可以说是主角自己主观偏见的观点所扭曲而成的。因为，观众所了解的负责人和主管，其实都是借由主角的口中而得到认知的。所以，主角持有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后，叙事时也会引导观众对他们有相同的看法。 当我们意识到有这两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也会了解到，这两种可能性背后，文本/作者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一种可能性，是观众们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立场，也就是批评社会里的规矩过于死板，官员被规矩绑死， 不懂得如何灵活处理事件。如果作者/文本背后的所指的确如此，那剧本的编排应该会借用主角存有偏见的嘴巴/视角扭曲某些情节之后才呈现给观众。这类扭曲可以是以情节阐述的编排秩序，或者主角的语调演绎，方可奏效。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文本呈现两个对立的立场，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两个立场，灵活处理和终归中举之间的对立，产生了矛盾。如果以“矛盾”作为剧本的中心思想均可成立，因为剧本中有许多矛盾的情节。比如，一口大棺材既让主角抬得吃力，可是又让引以为豪。祖父的棺材进不了坟，让他想哭哭不得， 也让送行人想笑又笑不得。棺材太大，还是洞太小的矛盾，应该通融，还是坚守原则的矛盾，都是与矛盾的主题一脉相承的。 这种矛盾所构成的对立立场，也促成了一个剧本里传达的有两则讯息。第一则，是批评规矩过于僵硬，没有特状况下灵活处理的余地。第二则，是从一个无理取闹客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个职员（公务员）职责所在，而常常得不到民众的谅解。他只不过是按吩咐执行...

——探讨“大”与“小”的相对论、庄子的“大小相对论“为互文、以及“梦”作为叙述“恶劣循环”概念的方式。 “大”与“小”的相对论 从一开始，叙述者就告诉观众“不懂为什么，这件事老是要回来。这个梦。”，仿佛在暗示观众：“我（叙述者）将要叙述的故事是骗人的，因为它反正只是一场梦”。 “大”与“小”的相对论从古至今，仍然是一个人们最头痛的问题。何谓“大”？何谓“小”？而这模糊的衡量界限，又有什么棘手可言？其实，这模糊不清所带来的“茅盾地带”在现实生活里，到处都是。尤其是当“大”与“小”之间的衡量不明不白，其后果令人难以应付。从《棺材太大洞太小》的剧本里，可挖掘出其中的隐喻，来探讨传统与制度、道德与利益之间等等的冲突。 但如果我们退后一步来思考戏中的核心概念，就不难发现叙述者的“梦”，虽然似乎只是纯粹在讲故事，所以显然属于假的。可是，它似乎隐喻着人们在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最真实，也是最棘手的难题——“大”与“小”的模糊界限与矛盾。 这个“大”与“小”界限也同样地，像梦境一样的模糊不清、难以分辨。 与庄子的“大小相对论“为互文 庄子的大小相对论提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的意思是：“世界万物的小与大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大，也没有绝对的小。秋毫之末与大山相比，大小立见。而大山与宇宙相比，又为秋毫之末。彭祖与夭折的孩子相比算长寿太多了，但与永恒的世界相比，寿命又算几何？我们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比较，就会陷入循环往复的烦恼之中。要想突破一切以人为标准的狭隘观念，获得精神的自由，只能从天地宇宙的高度看待事物的变化。” 显然地，庄子的大小相对论与《棺材太大洞太小》的情节有巧妙的共同脉络。 叙述者最后说到：“祖父的棺材的确很有特色，可是人家抬不起，坟口装不下啊！要搞个标准型的呢？……方便是方便，就怕是全都一个样子，将来子孙们会把祖宗的坟搞乱罗……到底怎么好呢？……不知道……我不知道……” 由此可见，叙述者“陷入循环往复的烦恼之中”，自己总是梦到这棺材纠纷的事件，一直到叙述的最后，还是无法“获得精神的自由”。《棺材太大洞太小》作为现代新加坡语境的故事，似乎与历史悠久的中国伟大圣人之一的理论，有面面相觑的预言实现的关系。 “梦”作为叙述“恶劣循环”概念的方式 梦境的恶劣循环，仿佛象征着历史会不停的重复。 这种“被时间困扰...

《棺材太大洞太小》是一部关于一个长孙在主持祖父的葬礼时因为棺材太大而无法顺利埋葬的尴尬问题。郭宝昆先生非常巧妙地利用这样一个传统仪式来带出体制对人性所造成的伤害。 以“说梦”的方式叙述内容 《棺材太大洞太小》里只有一个叙述者，也就是主持葬礼的长孙。在开场时，他提到他经常梦到葬礼所发生的事，便从而把故事说开。既然是“梦”那就一定与现实有待差异，毕竟它并不纯粹只是一个“回忆”。在梦境里，很多事情都有可能被夸大，例如他说出席葬礼的至少有两百多人甚至还有人还拿着相机来观看葬礼，这些都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常看到的景象。另一方面，由于是从一个叙述者来说出他的梦境，而梦又是如此私密的东西，因此观众能更容易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例如他身为长孙所背负的压力和当他与殡仪馆的负责人起争执时所有的独白“哇！老大爷、我气得要命，你想想，他这像话么？”这加强了与观众的互动，让观众能很直接的感受到他的气愤。 除此之外，他还能很随意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例如他本来是在叙述葬礼，但后来提到他的老屋，然后以“对啦，那个葬礼。”又跳回叙述故事。 人只有在睡觉时才会做梦。这个原本是让身心松懈的一个活动却因为这个“梦”在他心烦时一直纠缠着他。这点隐喻了葬礼的事虽然已经过去，但无形中给他带来了压迫感。好比一般人为了要符合社会上的种种条例与规则而感到同样的压力。 揭露现代人缺乏“家庭观”和孝心 叙述者提到在出席葬礼的人当中，他已经认不出谁是亲戚了。这是因为很多亲人在结婚后就搬出去住，以致家庭分裂这样的情况使祖父很生气。再加上，他们的老屋是可以容纳最少五十个人的，但最后只剩下叙述者的家庭和跟了祖父五十多年的两个佣人。这点再现了新加坡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确实很难找到三代同堂的家庭了。新加坡甚至需要通过给予选择住临近父母的已婚男女在购买组屋时，优先权和津贴。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让人不禁怀疑新加坡人是否还有孝心？ 在剧本里其实也有揭露“孝心”这一面。叙述者多次都有表现他“爱面子”。从他对祖父独特的棺材感到骄傲，在棺材差点掉在地上时，虽然家属都冲上去接住，但是他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躺在棺材里的祖父，而是自己不能再这么多人面前对脸。他也持着这样的心态去面对棺材因太大而不能被埋葬的问题。他始终担心的还是自己的面子。长孙正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年轻人的心态，隐喻他们已逐渐缺乏正确的传统和道德观念。 体制下所孕育的 “旁观者”—　缺...

棺材太大洞太小，如何才能刚刚好？ 1984年，郭宝昆完成了第一个以英文创作的剧本《棺材太大洞太小》，并以新加坡社会为语境。英文作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更有力地对这富有社会寓意的剧作中所表达的个人与庞大体制间的张力进行反讽，也可引申出新加坡参照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有形的体制，无形的内化 不管是棺材太大还是洞太小，其实两者都是作为束缚的工具。叙述者的祖父生前已计划好使用怎样的棺材，然而不论是大棺材还是小棺材，其实都是棺材，只不过被束缚的框框大一点或小一些的关系。这隐喻了即使人死了也依旧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再现了新加坡人的墨守成规，对制度的依从。虽想逃离束缚（如祖父把棺材变大），却还是在原地打转，因为制度已悄悄被国人所内化，深嵌于脑中，这是人不自觉的自我约束。坟山上一座座工整的坟墓，形同新加坡一座座标准化的组屋。国民被困在组屋内，形同困在坟墓里，隐喻活着死守教条，也和死了没两样（死在教条上）。此外，洞的标准化、规范化，突显了政府对人民（即便是死人）的管制。而“工工整整，整整齐齐，满个坟山，一望无际，一个人一个坟，破格的事，绝不允许！”更暗讽政府制度“画地自限”，对民众形成压迫。“棺材”和“洞”所再现的这种双重局限，建立在无形中被个人内化的意识和有形的国家体制上。 规矩打乱，被迫妥协 大房子、大家庭和大棺材的“大”是烦恼的根源。然而“大就是好”的意识已不经意地嵌入祖父脑袋，用以填满虚荣心。“大”可说是祖父的理想，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遇到诸多阻扰。叙述者的祖父虽然有房间很多的大房子，但是大家庭却分崩离析；有大棺材，却因进不了坟口让子孙难堪。房间的“多”和棺材的“大”，与大房子内人的“少”和洞的“小”形成反讽及张力，似乎暗示未遵守原定计划就会打乱规矩。大家庭的分裂造成祖父的不满，想必家庭成员也不好受，毕竟离开是因为大家族同居已不合时宜，人们都需要自我的空间。在大家庭里，祖父是压迫的对象，对被压迫者（其他家族成员）妥协。祖父死后，“棺材”是被压迫的对象，作为压迫者的“洞”则妥协。这显示出祖父的执着于传统，似乎与殡仪馆负责人和坟场主管对“洞”的坚持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两者都是压迫者对被压迫者无可奈何的妥协。 奉公守法与扰乱体制 棺材太大为长孙带来不便，棺材太沉重也使“苦力”倍感吃力，这隐喻了在以条例为主的社会，不遵守规矩就会连累家人，甚至对周围的人造成困扰。以新加坡而言，人人都...

《棺材太大 洞太小》讲述的是一头因为 “太大” 而装不下那 “标准尺寸” 坟口的棺材。令人不解的是: 到底是棺材太大的错，还是坟口太小的错? 一般在探讨此问题时，我们通常会认为其中一方必定是正确的，而另一方则是属于“太”的极端，所以才会产生不符合的问题。就像试衣服时，若不合身，必定是衣服太大或太小，或者是体形太大或太小，不会怪于两者。所以我认为，作者郭宝昆把剧本剧场称为《棺材太大 洞太小》，把两者都列为“太”的极端，把两者列为问题来源，必有原因。 首先，“洞太小” 可以理解为政府官僚制度的死板， “洞” 可以被看为政府对人民思想的容纳与接受。在僵化制度下，“破格的事，绝不允许！”一切得照章行事，无法灵活处理问题。这也是剧本中的讽喻色彩，政府官僚的接纳与所设下的制度因为 “太小”而把人民局限于一个框框内，约束着他们，把他们管制得规规矩矩，而违反条规即是挑战权威，侵犯掌权者的利益，必将受到阻扰和反对。就像当长孙前去以坟场的主管对质时，代表政府官僚的主管提出了四个官方答案来解决问题，可是却没一个是有可妥协礼让的意味，甚至还建议把“尸首移出来，用席子包起来埋葬”如此没良心的答案，这是为了抨击政府官僚的死板与无法妥协可言的限制。长孙原本只是想在众观众前风风光光地办好祖父的葬礼，认为“不好好干，对得起祖宗么？”，可是却受到官僚制度的阻碍，搞到他不知所措，甚至还时常在心烦时就梦起这件事，反映出在无所不在的庞大体制压迫之下，人的个别性、独特性受到局限的无奈感与无力感，这也就是‘洞太小’的问题所在。 另外，棺材就像人们的私利。“棺材太大”则是讽刺有些人民自私自利的心态，没社会道德观，就像剧中的长孙。坟洞尺寸大小早已规划好了，“工工整整，一个人一个坟”，符合公众利益，孙子却为了自己祖父棺材太大而要求把洞挖大，就像是在无理取闹，想要挑战官僚制度，只为了个人利益损害了群体利益，是剧本所要批判的。就像坟场的主管所说的 “那是违背国家的规划的。我国地小人多，土地异常宝贵，讲人情是不能违背国情的”。所谓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依归，要求改变为群体利益所订下的条规，以符合自身所需；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国法视若无睹，我行我素，岂不天下大乱？这也就是 “棺材太大” 的问题所在。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个人与社会体制的抗争、在面对人们的各人利益和由政府代表的社会利益时...

棺材与洞·文化与政治 《棺材太大洞太小》被认为是新加坡现代戏剧经典作本，许多学者在解读此文本时，不免将叙述者与官僚代表的坟场管理员的争执与斡旋视为普通百姓在政治体制下的压迫再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亦可将棺材视为心理文化的归宿，而棺材洞也能解释为常规的单一文化认同的既定国家政策。 郭宝崑的剧场中，常有“失根”这样一个隐含母题，尤其是处于新加坡这样一个语境下，“文化孤儿”的忧患意识更为严重，游目骋观，飘忽不定，游荡在文化旋流中，迷失自我。以“华人”群体的身份问题为例，常常有许多的争论不休，然而当自诩“华”人之时，已经是无意识地将自已当作继承中华文化的子嗣，尤其是“海外华人”对于国籍的不确定，更是把自身的原乡定位于中国大陆。但是，一旦“马华”、“新华”、“菲华”等华人国籍身份确立分为出来后，国家的意识却是凌驾于种族之上。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的历史相对较短，而文化意识的塑造亦不完全。在如此的情况下，不管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抑或是国家本身，亦是汲取与收纳他人的文化再杂糅成自己的所谓“本土文化”。依新加坡处于这样一个“数大文明融通、国际信息汇聚焦点”的现代都市环境中，新加坡人民对于文化认同的不确定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体现在高度科技文明下的悲哀戚忧中。 在华人的观念中，死亡其实是一种回归，棺材作为装置躯体的承载物，实质上也是承载文化身份的象征。承郭宝崑曾在自己的《边缘意象》自序中所说：“在这个越来越多元的世界里，我们也只能多认几个母亲，才能平衡自己血液里早已注入的文化杂质。”当多元文化的汲取和收纳，在其他单一文化认同、种族的国家看来，实际上是一种背叛社会秩序的文化叛徒。尤其对于国家政治而言，多元文化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意识，随时有崩塌的危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立应以统一的文化为重。所以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决定以西方文化作仿效对象来建立自身的文化形象，以英语确立为国家语言之时，也排除了其他语言文化。而新加坡人民所承载的多元文化身份，在此单一文化身份选项的抉择中，亦如《棺材太大洞太小》的“大棺材”般，无法放入一个棺材洞中。 郭宝崑的剧本作品中常有“缺席的父亲”这样一个意象，观众或读者直接面对第一代和第三代的人物角色。第三代人直接面对第一代南来移民的祖父先辈们，那种浓烈的侨民意识、中国原乡情结与本土意识的内化等复杂的文化属性时，是一种惊叹和向往的表态。如《棺材太大洞太小》的...

《棺材太大洞太小》以叙述梦中的情节为主线，带出了“我”祖父的棺材无法进入政府坟场里统一规定的标准尺寸的坟洞的现象。把文本放在新加坡的社会语境来看，再现了传统框架底下新加坡的整体社会现象。文本中的棺材隐喻了的文化、制度等现代化的体制，它可以像棺材一样是硬邦邦的，也可以是别致、多变的，譬如文本中的棺材就是个“稀有、精致、结实、光滑、沉重”的棺材；洞则隐喻了那固守不变的传统框架，它拥有本身那不变的规格。 文本中“我”祖父的棺材始终进不了坟洞，究竟是因为棺材太大?还是洞太小呢？新加坡日新月异的文化、社会体制就像棺材那样可以是多变的，但若坚持把它放在传统的框架，自成一格，容得下吗？它是否也像文本中的棺材进不了坟洞呢？ 文本到最后时叙述者终于说服坟场管理人员给予他们条规底下的特别通融，让其祖父的棺材占用两个坟洞的范围。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否又隐喻了现代化的体制始终会被传统所接受呢？现代与传统之间是能产生融合与包容的呢？ 二元对立 文本中主持葬礼的“我”与象征官员的坟场管理人员基本上处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对抗位置上，双方都表现出了毫不妥协的意志力。文中的坟场管理人员处在较高的阶级位置上，比之于“我”，两者间明显的对立，无形中形成一种张力。 文本中棺材与洞的对立，隐喻了体制与传统的对立。体制就像文本中的棺材一样，充满着现代化的特征；容纳棺材的洞就像是个约束着体制正常发展的传统框架，它拥有一个完整的标准尺寸。旧有的条规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体制的正常发展，这就像文本中的棺材因为受到限制而不能顺利地进入坟洞一样。而这也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两相对立。 在庞大体制的压迫底下，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发展又受到怎样的考验呢?《棺材太大洞太小》是郭宝崑在1980年以后的作品。1980年的新加坡比之于1970年的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迥然不同。随着跨语言、跨文化等元素的国家意识开始建立在当时（1980年）的社会结构上，从而体现了在跨文化发展的包容性其实能改变传统所谓的一切条规。而这也符合了文本所说的，只要有“包容”、“通融”，现代化的体制也是可以在传统的框架上成立的。 现实的反讽 祖父的丧礼结束后，叙述者的梦境不断出现说： “祖父的棺材的确很有特色，可是人家抬不起，坟口装不下啊！要搞个标准型的呢？……方便是方便，就怕是全都一个样子，将来子孙们会把祖宗的坟搞乱罗……到底怎么好呢？……不知道……我不知道…...

以棺材述说人性 人性是难以捉摸的吗？《棺材太大洞太小》通过叙述者的话语，把人性的丑陋行为一一揭露。《棺材太大洞太小》的叙述者似乎在把自己和祖父的“罪状”告知天下。人类的贪婪，执著，爱面子，好管闲事和自私自利始终还是无法磨灭的一个事实。文本中更显示了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已经死去的人。人类丑陋，贪心的性格依然存在。 “棺材太大” = “洞太小” 把题目切成一半，棺材太大和洞太小。它们分别是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可是却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坟场管理员的角度认为是的棺材太大。从祖父长子的立场来说是洞太小。两者之间却为了同一件事，产生了不同意见而起了争执。 棺材太大可以被看成为人类善心的不足，贪心的“太大”了，所以才会进不了社会设定的“标准尺寸”的洞。然而，标准尺寸的洞就是正确的标准吗？一定要跟着社会的道德规范才算是好人吗？这一切似乎还有待商讨。 长子所“扮演”的角色 故事一开始，叙述者开始谈论他祖父的葬礼。那是一个他挥之不去的梦。谈论中他少了对祖父的思念和伤悲，叙述者更为在乎的是有什么人和多少人到了他祖父的葬礼。“看与被看”成了叙述者主要关心的问题。叙述者说：“我当时就觉得在被人参观。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那么想：当时很多人是在参观。”可是祖父的葬礼应该是严肃的，应该是认真的。叙述者却好像更为在乎谁在看他，和怎么看他。在这里，“互看”成了葬礼的重点，长子的对祖父思念之情和孝顺的责任也抛至脑后。 当祖父的棺材差点摔下来时，他并不是为祖父的遗体有没有损坏而操心。身为长子的他所关心的是：“是嘛，棺材那里可以让它摔下去。万一摔破了，当着那么多人，那怎么可以。”到了后来，祖父的棺材进不了挖好的洞时，叙述者更在乎的是：“你会想到你祖父的棺材在他出殡那一天当着两百多人的面前会进不了那个特地为他挖得洞么？”从这两个“祖父棺材的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叙述者对于祖父的遗体是否完好无损已不再是主要担心的问题，祖父是否入土为安也似乎不是重点。叙述者在乎的是如何在两百多个“看”他的人的面前“维持长子的尊严”而不会颜面尽失。尤其当大多数都不是家族的人，而是看热闹的。因此，“长子”要如何在两百多位“看”他的人的面前将戏“演”好成了一大关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家庭价值观变渺小了，膨胀起来的是面子和形象。在百事孝为先的传统华人社会，一场热热闹闹的葬礼原本是要让死者风光出葬，和为了让子女尽他们最后的...

装不进洞的棺材和容不下棺材的洞: 论《棺材太大洞太小》中所展现的种种矛盾 蓝承慧、何佩珊、黄铭娜、宋雪伦、王意婷 《棺材太大洞太小》的戏剧元素 （没有）舞台指示 《棺材太大洞太小》最特别之处，在于它完全没有任何舞台指示。剧本从头到尾只是一个人的叙述，没有点明人物几时出场、从哪里出场、在舞台上的动作和走向，以及他们说话的情绪与方式。剧本甚至没有提到道具和服装，留下很大的诠释空间。若把剧本转换成演出，《棺材太大洞太小》将会是导演的剧场，导演可以根据自己想要表达的概念编排这部剧。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棺材太大洞太小》迥然不同的版本。在2003年，实践剧场所上演的《棺材太大洞太小》就由三个演员来演出。梁智强也曾经以单口相声的方式来演绎《棺材太大洞太小》。 《棺材太大洞太小》的主题 1．政治 在新加坡政府的管制下，新加坡社会是井然有序的，处处紧跟着条例、规则办事。然而，新加坡人或政府有时太过于重视制度，就会变得墨守成规，只会死板地照章行事。这就是坊间批评为“law by law”，还有 “No U-Turn Syndrome (NUTS)” 的行事方式。在《棺材太大洞太小》中，殡仪馆负责人和坟场的主管就作为官僚的代表。因为他们不肯通融，坚持坟洞的 “标准尺寸”，所以主角就必须为了棺材太大，不能埋葬的问题与他们斡旋许久。 2．传统的流失 《棺材太大洞太小》也带出了“传统的流失”这一主题。主角就在剧中感叹道，兄弟姐妹、亲戚一个个离开了家，大家庭分裂了，他都认不出谁是亲戚，谁不是。到了最后，主角更是感叹到，若以后选择一个标准型的棺材，会很方便（因为符合政府的标准），但是又害怕子孙们可能会把坟搞乱，说明现在社会为了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很多传统的风俗文化必须舍弃。这也反映了政府为了国家的发展，有时不得不限制了一些传统文化的习俗。所以，这两个不同的主体也在文本中处于一个对立的关系。若不是因为土地有限，政府也无需规定每个坟洞的“标准尺寸”，但是主角的爷爷身前却已选定了这口特大的棺材，主角也不能违背传统的观念，擅自帮爷爷换棺木或只埋葬他的尸首。 关于《棺材太大洞太小》中的“政治”主题 独角戏 《棺材太大洞太小》的剧本只有一个人的台词，所以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形式就是独角戏。我们认为，独角戏能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演员身上。通过演员的独白或与观众的对话，我们能清楚地了解人物的性格与内心。通过人...

看着办吧！ 《棺材太大洞太小》叙述的是“我”祖父的棺材进不了洞而“我”被迫得找出一个解决方案的故事，以“互看”的概念为主导，使此剧更为生动有趣，意义更为深长。 一开始就有许多人出席“我”祖父的葬礼，有些甚至不是亲戚，而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的围观者，使“我当时就觉得在被人参观”。表面上，“我”是被注视的。实际上，我才是注视者。 注视本来就是件双方面的事情，你若不是在看那个人，又怎么知道那个人在看你？但是注视也可分为主动者和被动者的注视，就是拥有“看”的主导权者以及被注视的人。围观者在看热闹时，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都在评论这场葬礼和“我”，但是却万万没想到“我”也同样在评论这些围观者。例如：“我都认不出到底哪一些是亲戚，哪一些不是”、“我看最少有两百人。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他们大多数都不是我们家族的人”、“当时有很多人是在参观”等。 围观者似乎是导致“我”必须要做得体面、不能丢脸的因素，所以棺材太大才会成为一个如此棘手的问题。但是“我”却能看得更多，不仅窥探到围观者看热闹的心理，甚至“还有不少人带着相机去拍照”、“有 ‘滴滴嗒嗒’的声音，那就是他们在拍照”这类不太合适的行为。葬礼本来应该是严肃的，悲伤的，这些人却不尊重“我”的祖父及死者的家属，不顾及他们的感受，显得太没人情味了。“我”被他人注视是“我”意料之内的事，所以言行举止都可遵照一定的规范。但是围观者却没料到自己才是被注视的人，所以其实“我”才是真正的注视者。 从“我们一个个站在那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到“没有一个人敢笑”，“互看”的概念就尤为明显了。这时，大家都好像没有主次之分，都意识到自己在看人的同时也被注视，所以更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因此“不敢笑”。 在“人人都在望着我，等我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因为某些技术问题，葬礼中断，吊丧队在此，请大家欣赏一段音乐”，“我”已明显地跳出“被看”的框框，主导了整个故事的发展。可见“我”不仅是被注视着如何处理祖父葬礼的“长孙”，也是拥有“看人”主导权的“葬礼的主持人”。由于“我”在表面上被围观者注视，故事才能有所发展；而在故事发展的同时，实际上已掌握主导权的“我”则让我们看见围观者对这场葬礼的种种情感与反应。 其实“互看”不仅发生在“我”和围观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