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剧场与表演

性别、家 现代人已经无法接受古代人“为了保住上头的东西，我愿牺牲下头的东西” 的观念了。对现代环境里成长的我们，生殖能力成了分辨“性” （sex）的重要方式。男人与女人性别角色（gender roles）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穿着打扮，也常常使人看了傻傻分不清楚。男人断根来维护家庭的三餐温饱，明明是破坏了家庭制度（family as an institution）又怎么可以说是维持家庭的手段？没有了真正宝贵的“传家之宝”，家的生存还算重要吗？显然的，在逆境求存，放弃对重要的东西，是一种反讽。 我，他，它。 剧本虚实相间，有真实、梦境、历史，有“我”、福祥、郑和的声音。福祥的“宝贝”被阉割了，马和的“宝贝”也被阉割了， 那么，“我”呢？“我”只有在梦中，才梦到自己是被阉割了的郑和。这个自我意识的矛盾，如同剧本开卷的梦的矛盾，一样的矛盾。马和被阉割了后，被赐封为郑和，不只改了性，也改了姓。 先说改性。虽然没有明确的听到郑和口中的痛，但从“我没有了性，我没有了名”，就可以听出他的无奈。男人一旦失去了“宝贝”就不再是男人了。无论是英姿飒爽的“伟”男子，也永远会被标上“伪”男子的符号。现实就是如此，无论你有多好，一旦失去了某些被意识形态所询唤的必要的条件，你将失去应有的价值。 那再来看看姓。“我”无论怎样争辩说是郑和的后代，“我”也清楚那是不可能的。我”一开始已经意识到了“我”不可能是郑和的后代。或许“我”指的是超出肉体血脉相连的后代，而是郑和梦境中的无意识中的后代。在精神上，我们的确是与郑和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宝贝阉割 ，“宝”被阉割？ 郭宝崑的人生经历使我联想，“宝贝”就隐喻宝崑，郭宝崑隐喻广大群众。那一把“我”的声音，就是广大群众，没有点名，也无需点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我”。 最残忍的阉割手法，就是让保姆慢慢取得男童的信任，渐渐地加重揉捏，使到“表面上，一切如常，实质上，孩子的生殖能力已经完全被摧残。”这露骨的一段话，看似单纯，越是反讽。 “从小做起”的手术隐喻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以及强压在我们身上的意识形态。从小我们就被灌输国民教育，及种种社会所认可的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国民教育在新加坡是必修课。犹如被同一个模板复制出来，我们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或自我意识。犹如男童的性能力，我们自小就被摧残，以致无法拥有独自的主见。“...

文化意識的覺醒與認知 《鄭和的後代》的首演於一九九五年，屬於郭寶崑九〇年代間重要的著作之一。以時代背景為參照，我個人認為這劇本的主要內容再現了新加坡人的文化意識的覺醒與認知。通過符號巧妙的運用、古今內容交錯的鋪陳，實實在在地突出了新加坡人民與社會嚴重缺乏的文化意識。 九〇年代的新加坡，注重的是政治上、經濟上和科技上的進步與發展。當時的社會最貧乏的正是文化發展這一塊，即是劇本裡頻頻出現的寶貝符號。寶貝的缺席代表著失去個人的重心、生活的重心。這一閹割寶貝的過程，這一文化瀕臨摒棄的危機，並非出自自己的意願而是沒有商量的餘地。劇本在第五場，以微妙的表現手法，城府深密而呈現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窘境。主流的意識形態不容推翻，只好妥協收場。寶貝沒了無法傳宗接代，文化一旦沒落就無法世世代代地持續傳承。油炸過的寶貝雖體現了變質的文化，但這一變質意味著文化污染而非昇華。蘋果腐化後直接往垃圾桶裡丢，那腐敗文化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作者通過古今並列的手法，質疑新加坡社會的文化。殖民地時期的文化遲遲無法消弭，再加上附有腐蝕性的外來文化的侵略，使新加坡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文化，加緊僅存文化的沒落。在質疑的當兒，作者也試圖喚醒新加坡人的文化意識，及早做出適當的改變。 劇本第一場和第八場的夢境，是劇本人物的寄託。現實生活的無可奈何，在夢裡可以得到的慰藉。夢境也是人們進行反思的一種途徑。而劇本人物的夢境都是死氣沈沈、毫無生氣的。雖說如此，夢境作為一個虛幻的空間與現實脫離，也值得探索。這樣的夢境因為是孤獨一個人所以找到自我，這樣的環境與空間為在現實生活中的文化找到一些出路。 一開始，作者已聲明地點是一所監獄而時間是被釋放的前夕。這為寶貝符號和文化再現附上了多一層的含意。我認為作者的出發點離不開文化意識的脈絡。寶貝是文化的符號，而監獄則是文化的鐐銬。文化不但變質而不被重視，這恰恰符合文化這一塊在九〇年代的社會的定位。隔天的釋放似乎是呼應劇本的結束之後，作者愿能夠啟發文化意識的覺醒。頓時得到文化意識的認知與覺醒是不切實際的。這釋放的舉動是作者對文化的一種期望和盼望，希望文化有朝一日能受到注重與尊重。 在種種新加坡的政治因素下，有意無意的，文化領域這一塊在九〇年代被邊緣化，沒能得到妥善的發展。作者通過劇本《鄭和的後代》，運用了歷史記憶與文化記憶的方式，竭盡所能地喚起新加坡人民，從而達到文...

剧本中有好几把声音，有“我”的声音、“郑和”的声音、“叙事者”的声音等。这些声音交织穿插着，把一个个故事似蒙太奇的镜头拼凑起来，形成一幅像是完整却不够完美的图画。或许是那些被“阉割”掉的东西使这幅图画有了缺憾。 “阉割”的概念贯穿全篇，其似乎是最主要的主题。剧本中明喻、暗喻、隐喻了无数种“阉割”，的有生理的“阉割”、心理的“阉割”、心灵的“阉割”、文化传统的“阉割”等。哪一种阉割最可怕，是那种“有意识的剥夺”、“无意识的失去”还是“潜意识的放弃”？ 完美中的缺憾 剧本中以“郑和”这个历史上最“成功”的太监作为反讽的意味很重。郑和被后世冠上了很多名号，如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军事家等，他从默默无闻晋升为皇帝近身，后来还在海上创了无数的奇迹。他无疑是成功的，但若把这些功勋与名号放在一个生理健全的人身上，那他的成功将是人们觉得完整的。郑和再怎么成功，他永远剔除不了“太监”、“阉人”的标签。 在历史上，郑和是“被迫阉割”，但剧本中却是“主动要求阉割”，无论为何，以郑和生长年代，还可以把其悲哀归咎于无法选择。但这个历史的改编却有明显的暗喻与批判的味道。华人在新加坡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而在建国初期，政府毅然决定以英语作为第一语文即主要行政语，而母语则降级了。在高科技与摩天高楼的节奏与缝隙中，我们失去了部分的文化，若说我们被“连根拔起”，也太严重了。文化气息不浓厚并不表示“没有”。 剧本第8章亦加强了这样的批判，“在最最幸福的生活里，也不得不叫某些人付出阉割的代价，尽管在这个小岛上他们的手术做得那么亲和、那么妥善。”回头看，当初的所制定的政策奏效了，新加坡发展迅速、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比从前富足、外界给予新加坡高度的评价，物质与虚荣的部分稍微被满足了，但精神层面却是匮乏的。这种匮乏不在于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我们没有意识或不在意我们失去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失去。新加坡被“阉割”了吗？或许，我们被“阉割”了，但我们被阉割的不是文化传统，而是对文化传统的那份“在乎”、那份“态度”。 断根，我们断根了吗？根断了就就结束了吗？根，是传输的工具，它当然重要，但却是次要的。“种子”才是一切生命的起源，根断了，但只要种子还在，就还会长出新的根、开新的花、结新的果。若种子的质量变了，长出来的根会是怎样的？

契子 “最近我经常做梦；做梦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了。”当活生生的现实被虚幻的梦境占领，它们之间被模糊的界限使两者时而合二为一、时而颠覆、时而互斥？《郑和的后代》是个充斥着反讽和冲突的再现，刻画了游走于各个身份、穿越于不同时空的空洞灵魂，寻找着栖身之处的徒劳无功与听天由命。 “我”与其它声音 《郑和的后代》是郭宝崑的一个构思，尽管曾被套用于“监狱”的情境，但剧本所保留的仅是他的见解与反思，通 过类似“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方式叙述。剧里的意识流是被打散的：它们变换于作者处于不同时空的不同身份，看似毫无相连，在深一层的意义上却是一脉相承的。一开始我们听见了“我”的声音，述说着“我”和“他”之间的‘承接’关系，然后又跳到了“他”（郑和）、福祥、第三人称等的观点：这种身份的模糊反映了“我”处在的“阈限状态”（liminal state），不停地徘徊在界限间，寻寻觅觅，却注定踏破铁鞋无觅处。 身为读者，我们像在走迷宫似的想理出个所以然，想弄明白“我”究竟是谁，在跟谁说话，又有谁在听“我”说话。“我”提了许多问题，如郑和是否‘死无全尸’，又提了意见，如如何在不必阉割的情况下也能失去性能；“我”不但持着旁观者的身份，旁观郑和的悲剧以做出结论，同时也以身在其中的身份申述自己已遭阉割的窘境和难以避免的下场。因此，全文是由“我”贯穿的，“我”担当着郑和、福祥等的代言人，虽然讲的是他们的事，但拼凑起来尽是“我”的故事、“我”的意识。“我”身为郑和的后代，就如他的翻版，把他的经历搬到现代上演。 “性”与“姓” 回头探讨此剧的名字，《郑和的后代》在根本上已是个反讽——郑和身为太监，岂能有后代？在此，“后代”代表着与他有相似宿命的后人，他们仿佛和他一样，犹如被剥夺了“性事”——即性欲的满足和承接香火的能力，和“姓氏”——即被认同的独立身份与自己的根源。 郑和为成为太监牺牲了“宝贝”，起初至少还保有原名，没想到却让皇帝给改了。皇帝的恩赐，理当是荣誉，在这里相反的是种剥夺！“郑和，还是马和，还是郑和……呆呆的站在宫殿的大门口，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伤。”少了“性”，又少了“姓”，郑和所有的功名利禄，是否全沦为空名？ “虚”与“实” 梦象征着内心潜藏的欲望与憧憬的理想生活，而在“我”的梦里，“日子不再全是快乐，不再全是热望；相反的，在我近来这些梦里，生...

在读郭宝菎《郑和的后代》（《郑》）剧本时，第一个引起我的注意的就是作者“決定不把他自己所用的具体人物和环境条件记录在这个文学剧本中”。虽然如此，文本里的独白、群诵和种种空间的模糊却还是能形成相当强的张力。单看剧名就已充满了反讽意味，因为被阉割的郑和太监是不可能传宗接代的，更何况是拥有“后代”，而阉割便是《郑》最明显的“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的其实有好几个方面，但我会专注于所指向的新加坡文化（Singapore Culture）。 文本里的主要人物就是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而他伟大的事迹到了作者的手上，便被赋予了颠覆性，以另一种观点切入，引导读者以自身的处境、经历，去找出自己——南洋人（新加坡人）和郑和之间的关系和这关系背后的意义。《郑》的戏剧构思地点是在“一所监狱或嗜改造所里”，所以剧本里的“我”便隐喻着那些即将被释放的囚犯，而这些囚犯其实也隐喻着新加坡人。那如果“我”是这位“六百年前的传奇人物”的后代的话，也就代表着新加坡人“根本就是这位太监大帅的后代”了！历史对郑和的记载大多注重于他航海的伟大事迹，但文本在塑造郑和这位历史人物时，却刻意不把他看成是位成功的太监，而是“位累经折磨，终身残缺的男人”。这也反映了外表上看似成功的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其实在文化方面是“残缺”和欠缺的。 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而早期的新加坡人民都是从四方而来的移民（immigrants），这些移民的到来也带来了各自零零散散的文化。而当时获得独立后的新加坡却一直埋头于建国大计，完全把文化这一块给抛在一边。矛盾地，新加坡却给自己打上了多元种族、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的标志，但其实我们续承的文化，没有一种是完整的，郑和便隐喻着这一点。首先，郑和有着少数华族（minority Chinese）的背景，因为他其实是个穆斯林（Muslim），原名马三宝，但后来被皇帝改成了郑和，和自己原来的种族断了关系，失去了根源。郑和这混乱及不完整的种族身份便反映了新加坡文化的不完整。另外，文本里，郑和的“净身”是自愿的，是为了解决贫困生活而作出的决定，还是由自己的父亲亲自操刀的，反映了当时新加坡和文化割除关系是自愿的，是为了富国强民的目的。而当时政府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的政策就像《郑》里郑和的父亲所做的一样，亲手断了人民和种族文化的关系，导致新加坡文化和这“孤儿大帅”...

甘心的臣服 全剧以太监为中心，各个读者对太监的解读也因此不同，有人对太监的第一印象是少了生殖器官的男人；有人认为太监既温柔体贴又细心；有人认为太监是天生的权力追求者。作者不把自己所用的具体人物、道具和环境条件记录在文学剧本中，以期新的导演和演员可以创造出符合自己的戏剧结构，作者的用心就在于让《郑和的后代》有更多种诠释。 剧中提及一个人人都有和王一样的平等权力的“人人之国”、”王王之国“。在这个大家既是人又是王的人权平等的理想社会竟然也存在着蓄养太监的陋习，由此可见这个世界不可能会平等。社会的不平等自古以来就有，可向前推至古代封建阶级制度，到现在的先进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不只是剧中的囚犯们和太监，地位低者臣服于低位高者似乎是必然的趋势。地位低者甚至没有尊严，凡事以地位高者马首是瞻。 “进化论”可以说明地位低者的处境，他们不是被逼的，而是自愿低人一等换取继续生存的条件。剧中的福祥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自愿“当太监被阉。他的父亲在动刀前再三地问他是否后悔，待其说”不后悔“后才动刀进行切割。福祥可以选择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即使是一贫如洗的日子，也算是正正当当。因为这种让人丧失的尊严的伤害不是没有选择的，所以其实这也不能算是一种伤害，而是每个人的生活目的、志向的不同。 据说太监被阉割后，生活失去了重心，有些甚至心理不平衡，会产生有异于正常人的想法，他们以追逐名利为生活目标，不停地往上爬，就如剧中那个挂满高高低低宝贝盒子以显示身份地位的房间，刚进宫太监的盒子几乎要动到地面上，而得势的“高级”太监如郑和、刘瑾、魏忠贤等的盒子则高得要碰到屋顶了。 在细读剧本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在获释前办创意联欢晚会的囚犯们和太监有着相似的地方。在这个教育普及的时代，人们有都有受教育的基本福利，也就是说这些囚犯大多是在知法犯法的情况下入狱，只有极少数的人是被陷害或不谙国家法令。由此可见，入狱其实也是“可选择”的。这和古时多数太监是“自愿”入宫服务的道理是一样的。两者不同是太监是为了改善生活；囚犯们则是在狱中进行种种引他们走向正路的教育，让他们出狱后能够当个不危及他人的好公民。 戏中穿越古今的时空，揭示着人们因某种原因甘心臣服的不变惯性，时代、环境、社会再怎么改变，地位低者向地位高者臣服的道理还是不变的。就因为从古代到现今，这种甘心臣服的道理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对低姿...

跨时代的孤儿情结 《郑和的后代》这齣戏不仅跨越了两个时代，也同时跨越了两个空间及两类人物，即古与今、中国与新加坡、郑和与“我”。这里的“我”是“戏中戏”里的叙述者，在此把他设定为新加坡人吧！而在这两种对立的关系中，我们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后者“观望”前者，甚至有一种“追溯”或者应和了前者的某些意识。现代身在新加坡的“我”对于古代中国明朝的太监“郑和”有着某种同病相怜、感同身受的态度。这里的“后代”继承的不是血统，而是传承而应和了某种共同的意识。然而，在这三种对立的关系下，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选中国的郑和作为慰藉的对象呢？ 根据历史的记载，郑和本来姓马，小名叫三宝，是云南昆明人，后来因为家乡发生战乱，被掳进明军阉割，后来进入燕王府，成为朱棣的一名侍卫，以致到后来成为通驶西洋的伟大功臣。文本里也大篇幅地通过不同角度自述或描述了郑和的事迹，郑和是一个孤儿，一个被掳的孤儿，在被阉割后，从此改名换姓，过着非我的人生，生命里再也没有故乡和根或者说没有了自己，只剩下唯命是从的皇帝主子，为他忠心效劳一辈子。他不仅失去了姓名，失去了“宝贝”；内在精神寄托的缺失，加上外在身体上的不全，郑和遭受的是双重失去，是孤儿中的孤儿。 “漂泊是我的家园，出发是我的还乡。” “对于孤儿，任人可以是父母；对于浪子，随处可以是家园” 在文化的层面来说，“我”何尝不是漂泊于海外的孤儿。新加坡华人是失根的一群，为了达到与西方经济、文化、艺术上的完美交流及发展，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便以外来语言、文化作为最高标准的位置。这一批人，利用西方的文化来解读、学习本身的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状态。在《郑和的后代》这个文本之中，选择了以中国作为追思、观望的对象，也许就源于对母文化的长期怀念。新加坡人的失去，是在于无法掌握着自己的文化，不自觉于它的消逝，任自己的“母亲”被取代、被遗忘，宁愿做着没有灵魂的孤儿。“孤儿情结”的产生，是此文本的一个重大指涉。 郑和与“我”于是在身份上有了共通点；失根了，是不是代表永远的失去？尽管今天经济如何进步，就像郑和一样功绩显著、万古流芳，可是失根的事实却是不能被改变的遗憾。这样的质疑不断充斥着文本，不管有着多么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可是没有了家、没有了根，没有了父母，就像新加坡人脑袋里装的“洋墨水”这棵树是没有根的，文化和思想的果实能够长远地流传和成长吗？郑和失去了自己的根，做了一辈子的流浪...

从“失根”到“寻根”——《郑和的后代》的文化与政治寓言 《郑和的后代》这部创作于其戏剧生涯后期的作品，可以说饱含了作者和导演郭宝崑一生的实践与沉思。作为新加坡文化的拓荒者，戏剧大师、知识分子，郭宝崑在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内容与意义都十分复杂的戏剧，无论是从戏剧结构，叙述方式，人物与情节的设置，不仅是匠心独运，同时也是意味深长，他将一生的探索与追问都指向了未来——有关失根与追寻（uprooted and searching）的新加坡人。 一、从 “我是谁?” 到“谁是‘我’？” ——身份认同的焦虑 剧本的第一部分，将读者引入梦境：“最近我经常做梦；做梦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了。”“我”的梦的内容就是“他”——郑和，以至于“我”最后认为，“我”就是郑和的后代。 “梦境”在这里有特别的意涵。弗洛伊德在阐述人的潜意识时，认为人的梦境是不自觉的展露人的潜意识的最好温床，因此他才发明了一套用梦来解析人的心理的理论。弗洛伊德将人的潜意识分为三个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包括人的性欲和内在压抑等等，像隐藏在茫茫大海海面下的冰山一样，不易被察觉。而我们恰好可以通过梦的分析，真正的认识自己。在本剧中，正是通过对弗洛伊德的梦境的理论的运用，将梦境的内容深化。“梦”不仅仅和现实重叠，而且是寻找真实自己的唯一途径：“做梦的时候，我孤身一人，才真正看到了我自己，看进了我自己，看透了我自己。” 通过对梦这一剧本大框架的梳理，我们再来看做梦的人——“我”究竟指的是谁——“我是谁？”首先，“我”可能是剧本的作者，也就是郭宝崑本人。郭宝崑曾经多次谈到自己对这位七次下西洋的三宝太监十分感兴趣，甚至还设想拍一部有关郑和的电影。我们可以把这个剧本看作是郭宝崑从自己的梦的衍生。其次，“我”可能是剧本在开头时设置的大背景——监狱中的囚徒，确切的说是即将被释放的囚徒。旧中国的皇宫又称为“紫禁城”，进来了就难以再出去了，对于太监宫女更是这样。而郑和是个例外，他不仅走出了皇宫，还走出了中国，走出了亚洲。这与被囚禁于阴森封闭的监狱，失去自由，然后马上要重新回到社会的囚徒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关联。也的确如作者所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张力”。另外，“我”还可以指戏剧的演员，当他们走入戏剧，走入角色的时候，演绎台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瞬间的脱离他们自己的社会、家庭、文化、历史身份，变成...

故意将场景设在待释放囚犯中的联欢会，以欠缺“完美”（不专业）的演出，角色们青涩的演技、单纯的心声为包装，排演《郑和的后代》，再透过梦境的畏惧来对比快出狱的彷徨，并透过这种彷徨提升到人类的彷徨，为观众形成了一种危机意识、提醒。 剧本透过了四个层次将其中的彷徨铺陈。先是透过失去男儿生、过着漂泊生活的郑和来揭示无根意识的“根本”——放弃自己根源，离开中国往南洋生活的第一批华人，再以第二个层次：“我”来隐喻为了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前往南洋的华人面临着利益与宝根的挣扎，内心矛盾与恐慌。 “我”一方面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对断根（阳具）有着复杂的情绪。这些复杂的情绪，使“我”认为自己应该是郑和的后代。剧本除了以这内心的挣扎表达出“我”与郑和有着共同的断根（文化遗失）处境外，其实也以透过两者的关系喻出其中的继承关系，表述两代移民的故事、烦恼。 剧本刻意安排待出狱的囚犯排演舞台剧，这种“演员扮演员”的剧情造就了故事的第三个层次。这些即将重获自由的人们，以一种“粗燥”、非专业的表演形式将剧本叙述。所谓的粗燥即为对剧本作出一些“干扰”，如在叙述北京故宫宝贝的排放位置时，跳出在故宫的空间到现实排演的空间，将宝贝悬挂的规则比喻为新加坡的功利社会。剧本利用这一幕将故事情节与现实的实况作联系，成功地利用“宝贝”一物叙述出功利社会的残酷，也在这群会被社会世俗眼光审视的边缘群体中带来一种危机意识、提醒。它提醒着犯人出狱后将面对社会的功利、审视，而这些在“文凭”有所缺陷的人们，以若无其事的方式聊着宝贝的隐喻，形成一种令人叹息的无奈，一边表达出失去文化、根的无奈，另一方面呈现了人们在面对现实，无奈妥协、默默接受的彷徨与困境。 最后，整个作品在一个被观众“审视”的舞台上进行演出，观众的视角看见囚犯们演戏，透过囚犯们的视角看见 “我”的彷徨，再由“我”看见郑和的处境，呈现出了多层次的表演与意义。这除了将剧场的叙述升华到更高的层次外，也对台下“失根”的观众作出唤醒，提供一个辽阔、多角度的视觉空间，让他们看见其中人物的彷徨、困惑，从而“寻根”、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底是什么。 剧本命名为《郑和的后代》，以郑和为主体中心将故事推展出来。原名马三宝、回族人的郑和在情理上就不应姓郑，身为汉人。剧本透过郑和被阉割的经历来表现“失根”的情节，也利用了他身份上的“伪装”来隐喻处在新加坡无传统意识的人们。当“我”反问着郑和...

当时与当下的悲哀——以对比手法看《郑和的后代》 《郑和的后代》是一部暗示着新加坡社会情况的戏剧。它可以再现社会的许多不同层面，其中一个就是他对于囚犯们的再现。 剧本一开始，便提到了“做梦”是囚犯“最重要的东西”。虽然有时候所做的梦也会象囚犯的周围一样的捉摸不定，但囚犯们还是渴望进入“一场又一场的梦幻”，甚至还认为梦境更加平凡、真实。这使我们开始联想：现实世界变质了吗？其实不然。囚犯们与平常的人民的不同经验使他们对现实的世界有了新的观点。一种会使人害怕、发狂的观点。 在这个语境中，郑和在许多方面的处境与囚犯的处境似乎很像，因此我们可以将囚犯们比为郑和。新加坡，一个人一旦犯罪入狱，无论罪行的大小，都会留下一个对他的一生影响重大的案底。此案底可以使他被社会排斥：雇主们怕囚犯们重蹈覆辙，牵连到自己的公司而不敢聘用他们;其他人也怕惹祸上身而不接受他们。这使前囚犯们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如经济及感情上，都有极少或没有支持，很难在社会中正常的生活。剧本中的第一部分提到，郑和在航海的时候应该是无法忘却自己一生的遭遇的。这暗示了我们，囚犯与郑和一样，无法忘记他们生命中被囚禁的、不愉快的那一段经历。 除了缺少在生活中许多方面的支持，囚犯们的尊严及自由也受损了。人们通常歧视他们，不同等相待，造成尊严的丧失。自由也在此过程中被剥夺了，因为受到歧视，囚犯们在出狱后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能顺利地完成他们想做的事。 在这里，太监的“宝贝”及囚犯们失去的尊严及自由一致。剧本中的“宝贝”（男性生殖器官），代表着一个男人的尊严。将“宝贝”割掉，就是将一个男人的尊严割掉了。现在这个终生残缺的男人，变成了“为帝王的私事、房事而生存”，除了服侍帝王，其他的事情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做，就失去了自由。这就是太监的“宝贝”与囚犯的尊严及自由之间的联系。 虽然太监和囚犯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而郑和又是与其他太监不同的。太监们在世的时候残缺，但他们去世时可以“物归原主，宝归原位”，还可以算是以一个完整的人离开人世。但是前囚犯们并没有这种福气。尊严及自由都不是实质的东西，不能像“宝贝”一样在人去世后放回死者的身上。当尊严和自由被剥夺的时候，我们看得见（被关进监狱，不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失去了自由;必须听从监狱官的指示，任他们摆布，失去了尊严），但当一个人死去后，我们并不可能会看到尊严及自由像魂魄似的飞回死...

阉／人 奄人——分析《郑和的后代》‘阉割’作为隐喻的效果 《郑和的后代》（《郑》）的剧本并没有任何舞台指示，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叙述者，读者必须对于文本进行主动的诠释才可以解读出其中的意义。'我'有时是一个在监狱里疯疯癫癫地在现实与幻想之中游走、变得茫然若失的精神病患，有时又看似是能够掌握历史知识的‘学者’、对‘郑和’这个历史人物表示同情。在第三幕当中，‘我’原本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看待古时候宫廷中有关太监的条例，但随后‘我’却从太监的‘宝贝’联想到现代人的‘文凭’，从装满了高低有致的‘宝贝’的皇宫密室联想到现今的公司组织网络。在‘我’的狂想中，时间和空间、虚幻与真实发生了错位 －我们由此发现，不但是叙述者‘我’无法抽离他和郑和的关系，就连身为读者的‘我们’也在郑和文本中无数的‘我’休戚相关。《郑》采用了多种意象来建立读者与‘我’、‘郑和’之间虽模糊，却有迹可寻的关系，其中一组意象就是阉割的行为。 第二幕的台词以类似诗歌的形式呈现。前七联表面上阐述一个飘洋过海的使臣在陶醉于异国风情的当儿，也乐于弘扬皇帝的功德。但诗歌的最后一联和前七联形成强烈对比；使臣在最后一联中说‘只恨天下如此大，竟然处处有奄人’。这里的‘奄’是‘阉’的谐音，而虽然在现代社会里阉割的行为已经较少见，但古代人的生理‘阉割’对太监造成的损害和现代社会在对人造成的损害何尝不是相同的？不论生理的、局部的、表里不一的‘阉割’， 都叫人‘奄奄一息’，‘奄人’处处可见。 文本对阉割的情节进行了几次细腻的描写。第五幕中的福祥被父亲阉割，虽然福祥说：“当太监是我自己的选择”，但这个选择既然是‘没有多少选择’中的选择，换句话说，他是被情况所逼迫。在家里阉割人的下体固然不卫生，固然会在使人在生死边缘挣扎，但为了生活，人们还是愿意放手一博。太监进行的‘阉割’过程就像是一个郑重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一样，让一个太监和他的家庭摆脱贫贱、得到富贵荣华；让一个普通的乡民争取一个力争上游的机会。男人经历阉割后脱离昏迷状态，象征着生活处境的起死回生；但男人的下体被分割以后，也象征着男人被迫与构成他身份和归属的男性尊严、血缘关系和名分隔绝。这种隔绝却是局部的、不全面的，因为这些身份特征已经长久地存留 在人的‘无意识’里，通过梦境表现。我们可以将第十幕的台词理解为三宝太监的冥想： ...

蓝承慧、何佩珊、黄铭娜、宋雪伦、王意婷 一看到剧名，大家不难想到这是一部有关郑和这位历史人物的戏剧。的确，这部剧表面上好像在说有关郑和的故事，但仔细看完戏后，却不难发现剧中所要带出的主题及隐约渗出人们对社会的一些批判。这里我们将探讨新加坡人失根的主题和对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批判。 戏剧构思 剧本的前言说到这部剧的原构思是一出戏中戏，是监狱里的囚犯被释放的前夕的一个创意联欢晚会。剧由一整组人呈献，但十几个片段里的每一个片段由不同演员组合表演。这种联欢创想的随意性与监狱环境的压抑性之间的张力是本剧的重要元素。原因是囚犯和郑和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很相似，戏中戏能把这两个不同身份的人物连接起来，更深一层的带出剧的主题。后来作者决定把这个创作改为非传统形式戏剧文本，他以开放的态度，刻意使这个剧本变得不完整，全剧没有特定的时间、人物及环境。目的是让不同的导演和演员们依据他们自己的状况，带出不同的诠释。 戏剧结构 整部剧的结构是一段一段的，由十六个片段组成，像一块一块的拼图被拼在一起。每一个片段有条理地带出剧的一部份，看似简单易懂。但演员有时看似在叙述故事，有时又看似在扮演不同角色。他们穿梭在叙述与扮演之间，既不是一般的叙述，也不是一般的扮演，因为叙述中带有扮演，而扮演中又带有叙述。这样子整部剧好像又被复杂化了。所以这是一部简单与复杂并肩的剧。 叙述 当演员是叙述者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以叙述者的角度为观众提供了有关于郑和的历史资料。这让观众能相信他所说的话，提高了叙述者的信服力和说服力。叙述者多以独白来叙述，而独白是以对话的方式。叙述者用了很多“您”、“没错”、“老实说”、“其实”等字眼，好像在跟观众聊天。这种叙述手法显得更亲近，让叙述者有亲和力，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扮演 当演员在扮演角色的时候，他并不能完全确认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自己在做什么。有时，一个片段里，一个演员好像得扮演几个角色。如他一下子扮演郑和，一下子又扮演另一个角色。但大部份的时间他所扮演的是郑和，目的是要让观众看到他与郑和的联系，把观众带回郑和当时的时代，让观众认为他就是郑和。观众就会因此开始认同郑和这个角色，并把自己放在郑和的角度来思考失根的问题。 念诗 剧里有少数片段是以念诗的方式呈献。如第二、第十和第十六段就是完全以诗歌来诠释。这些似乎都是郑和内心最...

历史与现实的互相指涉 梦，是现实生活中无法达成的愿望的实现。在监狱的压抑空间底下，囚犯所扮演的梦却更平凡，更接近真实。因此，当“我”在梦中看到真正的自己同时，梦与现实的互相交错，使“我”更确定他就是郑和的后代。接着的第二幕为郑和下西洋的序幕，开启了历时空间与共时空间的互相对照 – 历史与现实的互相指涉。 阉割下来的“宝贝”使太监丧失了“根”，反讽的是，这些“根”却成为他们地位攀升的工具。吊在空中的宝贝使太监悬浮在没有根的生活里。随着宝贝位置的升高，屋顶与土地的距离意味太监已过着没有根的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随着社会环境的提升失去了根，同时也失去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位置。在经历波折的时候，人们的社会位置将轻易地被动摇 – 他们是否会坚守自己的土地，还是像他们的根一样，逃离土地？ 不论社会环境有多好，人们的根一旦被阉割，他们再也无法寻找到一个属于他们共有的身份认同感。 在官方话语作为掩盖政治意图的手段下，郑和盲目地被政治势力操纵，失去了自身价值。这种政治处境引发郑和的自我反思，进而对现实进行指涉：人们在充满官方言语的社会语境下被“净身”，他们的自身价值也因此丧失。郑和被朱棣赐姓换取性命，意味在这种高压的政治语境下生活的人们，必须让自己的内在思想死亡，才能获得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的权利。不论郑和还是现实中的人们，即便是及时的觉醒，对于自己所受到的压迫，他们已经无从反抗，无能为力。 “人人之国”或“王王之国”给了岛民幸福的生活，代价就是岛民的肉体阉割。现实生活中，肉体阉割可解读成精神阉割。人们从小就生活在符合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体系中，他们原有的文化根源已经在官方教育制度的“灌输”和舒适环境的“安抚”下消失。在文化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精神阉割。因此，纵使人们在长大后依旧能够满足官方在利益上的需求，他们的精神和文化思想早已死亡，同时也丧失了把文化延续下去的能力。 剧本中各种不同的人物观点和时空都在最后一幕交错。从历史空间而言，这幕是郑和的自我反思。他失去自己的价值，永远过着漂泊的生活。从监狱空间而言，这幕再现了囚犯重新投入社会前的彷徨心情。他们深知自己已经被放逐，在社会中失去了身份位置。从现实空间而言，这幕是人们被精神阉割的结果。人们和郑和一样过着漂泊的生活；和囚犯一样失去社会中的身份位置。三种空间和观点的结合，再现了隐含的指涉对...

切割底下的追寻 “切割”，似乎是建构郭宝昆先生《郑和的后代》的重要因素。从形式结构上的，到表演、语言上的，都有。在种种切割过程的渲染下，一种重新连接的联想不经意地被引发出来。虽然切割与连接是对立的，但强烈渲染切割似乎就是要引发对连接的思考。远赴南洋的祖先，甚至是我们，都像是郑和的后代一样，日夜体验着被阉割的享受，活在没有定位的方向——引发一种对文化、宗教、性别定位的遐想。 戏剧，更兼是戏中戏，不只隔离了空间、观众与演员，更隔离了虚幻与现实。《郑和的后代》就在重重的切割与隔离下进行。零星的片断就好像剪报一样，被一张一张裁剪出来，铺排在空间里让人查阅层出不穷的各种切割过程。 出狱在即的狱友，象征着被隔离后在即的连接，但，一切都暗含未知不安的汹涌。而戏中戏就是利用这种对连接的渴望与彷徨来呈现一场场血肉淋淋的切割，甚至是阉割。这种渴求，便成为梦里的追求，用一种相反的形式呈现。虽说梦相当程度再现了现实，但始终，梦究竟也是从现实中切割出来的产物。 郑和，伟大的太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他失去了自我的定向，就像当年被阉割了一样。永乐皇帝夺走了他的“姓”，更夺走了他的“性”。他成为船队的统帅，亲手把一艘艘巨舰，从港口的靠岸中切割出来，漂泊在迷茫的苦海上，摇摇荡荡，在风波中显得不安。他，爬得很高，宝贝也越悬越高。但，宝贝始终悬不上苍天之巅，降至最低也还不能着地。就像根，被一根根从土地里拔起，悬浮在空中，就失去了一切定位。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西西《浮城志异》中，人都悬浮在空中的那一幕，一张张面无表情的个体，更显迷茫、彷徨。土地，就像是你我认知的信仰、文化身份一样。失去土地的根，就失去了生命的泉源，失去了生存的依靠。如果说我们都是郑和的后代，那么我们的根也必然被阉割出来，悬在空间的某一处，迟迟不肯归来。就像南来的祖先们漂浮在海上，摇摇晃晃的不安，落地后生不出根的恐慌。 如果你很仔细地观看了《郑和的后代》，那你一定就切切实实地掌握了阉割的技巧——痛苦而快的，还有享受而慢的。文本里尊称此过程为“净身”，若按宗教语言来解释，那就是另一种切割——世俗的切割。看到这一幕，其实你已经慢慢被切割开来了——不堪入目的过程，教你如何阉割你自己的根，而你，也就动手尝试，把自己也阉割掉了。只有当你用手检验根的存在与否时所产生的惊慌，才能够让你察觉到根的重要性。 男人的阴茎，一种尊严与权力的象征。当它被油炸、风...

古今相对的错体：郑和与“我” 在《郑和的后代》里，跨越了两个时代，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下都“产”下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明代威风凛凛的太监郑和，一个是现代正在等待释放的囚犯。 表面上，郑和和“我”似乎存在着对立关系，一个是为国家效忠的太监，一个则是无益于社会，甚至有害社会的囚犯。然而，它们之间也许并不只是单纯的阶级对立关系。历史上，太监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主人，或是犯下强奸犯的罪名而被惩治成太监，或是打仗时胜利的那一方将另一方的男人俘虏过来而使之成为太监。总之，太监的命运总不是好的。而“阉割”似乎变成了一种罪行。因此，在《郑和的后代》里，不管是“我”或是太监，其实都在承受着社会所定下的罪行。在第八幕里，“我”梦见了自己是郑和，首先是意气风发，精神百倍，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惊恐，害怕自己失去了自己的宝贝，害怕自己已被阉割，是害怕失去性器官的惶恐，同时也是害怕被“惩罚”的一个隐喻。现实中的“我”是正在刑期的犯人，在“我”的身上已有一种罪恶的惩罚，因此，在“我”的梦中出现“惩罚”的暗示，是很容易理解的。 郑和，从刚开始被俘虏为太监，转而成为一个领导下西洋的大帅，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但是，在文本里所看到的郑和的形象，却不是个威风凛凛的形象，而是郑和对于漂泊的无助与无“根”的失落。对于郑和这个情感的描写，其实是由“我”而发的。因为是在“我”的梦里的郑和，因此，郑和便是一个灌满了“我”的影子的，运用郑和太监这个躯壳，而加入“我”这个囚犯的内心感受。他们是一体，但同时，他们也是两面的。因为，将郑和对比“我”，其实有一个反讽，那就是漂泊的权利。郑和是一个七次下西洋，游走江湖的人。而“我”是一个被囚禁在监牢里，没有人身自由的人。郑和是“净身”，而“我”却是“禁身”。因此，漂泊的意义有两层，一方面，漂泊与犯人的囚禁成了一种对比，是囚犯内心一个深沉的感叹，因此在“我”的梦境里有所显现，但这又是一个经过“伪装”过后在梦里的显现。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我”出狱后的对世界的彷徨，这就仿佛是在海上载浮载沉的漂泊。 我们可以把联欢晚会视为古今相对的一个连接点。联欢会不论在古在今都有。现代中的联欢会便是整个《郑和的后代》演出的背景，而在明代的联欢会则是郑和在异地与异族一同欢庆的节目，更加突出了郑和是异族的身份。在联欢会的尾声，客人与主人将金银瓷器和奇珍异兽互相交换，野兽具有性的暗示，因此便暗喻了当时以自己的性器官...

游离的诠释：梦 “最近我经常做梦，做梦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了。” 《郑和的后代》是一场梦的延长，主人翁“我”自觉自己开始在现实与梦境中游走，历史与当下的交错。他的梦穿越了一切，活生生地在岁月的记忆里存活了下来。首先，立在现实当下的“我”，开始去回味梦境里的一切，当他发现自己开始被梦境吸引了，于是他渐渐接受了梦。梦，也开始为他的一切进行自我与想象的拼凑。梦里拼凑的是潜意识的自己，历史再现的是被现实压榨的自己。一切都感觉那么契合，却又是游离在现实本体与虚构意识两个“事实”。偶尔，这两个事实是分开进行的，但又不断的出现一种游离在一个现实表层的现象。偶尔，事实会让“我”惊醒，就像“我”想象了自己原来是郑和的后代。一梦醒来，浑浑噩噩的令人心惊，却又不得不接受原来自己亦是郑和的再现。 梦，是另一种记忆的诠释，它在睡眠时发生。在某个层次来说，梦是一种狡猾的武器，它看似无意识，却又精于在人毫无防备的的睡眠状态下，进入人类的思维空间，挑起人类潜意识里的记忆，进而创造出令人质疑真假的记忆。而“我”的这一场梦，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梦转载了现实，也操纵了现实。“我”质疑自己，接受梦的诠释。“我”梦见了自己，看见了郑和，更看见了历史在时间的磨炼下，产生了一个难分难解的梦。于是，在这里，梦成为了一种枷锁，它沉沉的附在人的意识里，进行主导权的转移。原本属于超现实层面的梦，只是一种心理活动的表现。但是，在剧中，梦反扑了现实，展示了它的势力，让“我”渐渐妥协、相信、认同它的指示。 “我”渐渐走入了一个精神层次上的省思，在梦的笼罩之下，“我”参与了梦的活动，开始以局内人的身份在梦里找寻自己那游离在肉体现实外的自己。从一个太监，“我”发现了，原来这残酷的阉割动作，在古今中外不时发生。在浩瀚的历史卷轴里，阉人只有服从的权力，这也是阉人仅有的最大权利。与其说“我”惊觉与此，倒不如说“我”的潜意识里接受了这一种权利。当然，这一种权利，是一种“被赋予”的权力。渐渐的，梦里发现的郑和（史实人物）原来也是这种权力的附庸者。郑和真实存在过，却又是遥远而缥缈的人物。“我”渐渐被梦吸引，被郑和吸引，开始游离在梦与现实之间。“我”越是发现郑和的无奈、无助之余，更是衬托了自己的处境。原来，在历史里漂泊的郑和，与在梦里游荡的自己，跟现实原来一直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是一种虚构意识的认同，更是一种潜意识的屈服。梦的出现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