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场剧场风波的侧记与反思
《联合早报》2008年6月12日
● 邹文森（文）
6月2日，一个不安静的夜里，冰冷的香港牛棚剧场发生了一起值得纪录反思的茶杯风波。
近日，笔者在香港有幸旁听一场关于“文化产业趋势下的演艺路向”的闭门讨论会。与会嘉宾包括了当地剧场艺术家、评论人、学者、官方艺术发展局的行政官员等近20人，颇具代表性。该讨论会始于香港前“剧场组合”宣布脱离政府资助的机制，成立“PIP文化产业”，通过商业融资和票房自足方式，进行剧场和文化活动。
这样的转变引来了两种相近的反应，首先是评论人对于其艺术形式与内容的质疑，再来则是剧场同僚担心宣传失焦、议题减少和观众流失的焦虑。国际演艺评论协会（香港分会）因此举办了讨论会，让各方声音进行热烈讨论，或曰激烈讨伐。会议全长三个小时，高潮迭起，因不同的思维逻辑，各方互不相让，上演了一幕充满戏剧性的现世话剧。
评论人无所适从甚至拒绝阅读
著名戏剧工作者詹瑞文领头成立的PIP文化产业，由九个子公司所组成，从音乐、教育、书籍、生活、电影等不同方面着手，相辅相成地运营自己的艺术品牌。其中代表戏剧的“PIP剧场”是香港在票房与大众口碑上最为成功的剧团之一。近年作品如《男人之虎》、与林奕华合作的《万世歌王》《万千师奶贺台庆》，多次重演，以几十场乃至百余场的数量与几十万香港观众见面，进行剧场对话。
但是，其演出却也引来了卫道分子的声声挞伐，有一些评论人就在媒体上发表对于其演出的不屑和批评。当中，就有两人曾在一个电台节目上，从评点该剧团《仲夏夜之梦》，转而批判PIP剧场的艺术理念。詹瑞文十分不满两人脱离作品借题发挥，并且没有邀请创作者参与讨论，为剧作的错误理解进行澄清。这两名评论人也出席了当晚的讨论会，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解。
双方的矛盾表象，可简单的归类为高级艺术和通俗娱乐的纷争，但笔者却认为有更多的心理机制和文化现象值得探究。
笔者上举的几个例子都是詹瑞文以类似“栋笃秀”（talk show）的形式，扮演多个角色，嬉笑怒骂地从各种拼凑式片断，对香港音乐、电视圈的现状进行反思，探讨更具有普世价值的都市人自我面对的问题。它不但富有高度娱乐性，在思想上也可以称之为一种譬喻式的social commentary。可是，这样看似通俗的艺术形式与这些评论人所认知的艺术理念是有出入的。艺术是什么？剧场是什么？精神满足是什么？本来就是一个亘久不衰，随着时代而流转的论争。评论人面对着自己不熟悉的剧场表演时，产生了一定的疑虑，无所适从甚至拒绝阅读。正因如此，他对作品并没有产生审美关系，反而把它贴上“低俗”的标志。
同时，票房上的成功，也使得一些评论人不屑靠近。英语"commercially successful"译成“商业成功”之后，似乎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由褒转贬。诚然，笔者在撰文之前，也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商业成功”的字眼，只畏读者有着先入为主的排斥偏见。但是，戏剧史告诉我们，戏剧从来就不是一个脱离娱乐群众或脱离经济的艺术。西方16世纪的莎士比亚话剧在表演和语言上，都有着“媚俗”，甚至取悦观众的成分。中国古代的瓦舍勾栏，本来就是一个商业和艺术兼具的社会经济活动。可是百年前，当西方语境下的“话剧”正式传入中国后，它就带着一种高高在上启蒙群众的姿态。走过百年，话剧从服务启蒙变成服务政治，直至今日，许多戏剧人仍无法摆脱“文艺青年”的高耸姿态和崇高情结。一名与会学者说得对，现时期的剧场艺术家更需要的是在平等的关系下和观众对话，而不是“我讲你听”。
“商业成功”不表示“艺术低下”
难道商业成功（即票房好）就一定是好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商业成功只说明剧作与数量庞大的观众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对话，但其质量无法仅仅由票房高低所标明。与此同时，“商业成功”也不表示“艺术低下”，两者没有绝对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才需要评论人就作品本身，进行艺术剖析，更好地厘清作品在说什么、怎么说、说得好不好等问题。当评论人带着偏见走入剧场，甚至道听途说时，评论很难不偏颇。一味的谩骂“请明星搞噱头”“宣传花招百出”，而不回归作品就事论事，是一种责无旁贷的失职。有趣的现象是，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下，网络博客也开始分担甚至取代评论人的一部分角色，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媒体平台，但不代表他们不能作出更加精细的分析。
脱离政府资助对本地艺术团体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能够在运营上达到自足，这应该是大家所乐见的。毕竟排队拿钱的人少，分到的资源就多了。但是当地的剧场同行还是产生了焦虑，并把情绪物化，成为面向观众大吐口水的剧作。
当晚的讨论会，相关人士发出了担心剧场讨论议题减少的忧虑，他们说相对于10年前的香港，现在的剧场看似蓬勃，但其实所触及的议题萎缩了。这样的指控有待商榷，剧场关心的从来不是议题多寡，更多是议题探讨是否深入。
当然，不同的剧场工作者有着不同的艺术理念是正常的，这与观众有着不同口味一样。无论是小众市场，还是大众市场，不同的剧场工作者还是一样地开拓更多的观众群，吸引他们踏入剧场看戏。担忧观众会因为通俗且受欢迎的表演所吸引，而后流失，可谓杯弓蛇影。
无论是面对较受欢迎的同行，还是面对自己固有的艺术理想，抑或面对观众口味之转变，剧场艺术家绝对需要调整心态。人，需要随世界转变，只要不忘记自己的核心价值与目的，外表的包装、思想的展现形式，其实也可以很“大众”，在“迎合”的同时，完成自己的人文使命。积极的耕耘，胜过消极的怨艾，更胜过恶意的倾轧。
他们的当下，可能是我们的未来
回看新加坡剧场，商业成功的例子是有的，近期的《点心宝贝》系列和《天冷就回来》就大量吸引新观众踏入剧场。与此同时，诸如戏剧盒的社区论坛剧场和实践剧场的勒紧腰带系列，也都在寻找着不同的观众。这些辛勤努力的例子和不同层面的开拓是必要的，套一句商学老师教我的不当比喻，“饼要做大，大家才有得吃”。一名学者说，艺术工作者应各自坚持自己的理念，而不要“苦情”（bitterly）地宣泄不满，知音其实不难求，矛盾冲突也可消弭其中。
近日，戏剧盒举办了两个培养年轻编剧和剧场工作者的活动，希望能为本地剧场注入新血，也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值得赞许。笔者不禁思考，除了戏剧工作者和观众之外，本地剧评人是否足够。无论在报章媒体还是网络平台上，我们是否需要有更多的剧评，为观众和剧作家搭建沟通桥梁。笔者惊晓，香港的演艺评论协会，本身竟是个受资助的艺术团体。
讨论会在炮火声中结束，那一夜，可谓历史性的一刻，因为从此开始，香港戏剧界不再是一个圈子，大家必将各走各路。香港戏剧界无论是在规模、观众人数、团体数量、与官方关系，甚至艺术理念上，可能都在我们前头。他们的当下，可能会是我们的未来。希望当我们走到那一步的时候，这样的论争会以更为温和、较具善意的面目出现。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剧场好。
● 邹文森（文）
6月2日，一个不安静的夜里，冰冷的香港牛棚剧场发生了一起值得纪录反思的茶杯风波。
近日，笔者在香港有幸旁听一场关于“文化产业趋势下的演艺路向”的闭门讨论会。与会嘉宾包括了当地剧场艺术家、评论人、学者、官方艺术发展局的行政官员等近20人，颇具代表性。该讨论会始于香港前“剧场组合”宣布脱离政府资助的机制，成立“PIP文化产业”，通过商业融资和票房自足方式，进行剧场和文化活动。
这样的转变引来了两种相近的反应，首先是评论人对于其艺术形式与内容的质疑，再来则是剧场同僚担心宣传失焦、议题减少和观众流失的焦虑。国际演艺评论协会（香港分会）因此举办了讨论会，让各方声音进行热烈讨论，或曰激烈讨伐。会议全长三个小时，高潮迭起，因不同的思维逻辑，各方互不相让，上演了一幕充满戏剧性的现世话剧。
评论人无所适从甚至拒绝阅读
著名戏剧工作者詹瑞文领头成立的PIP文化产业，由九个子公司所组成，从音乐、教育、书籍、生活、电影等不同方面着手，相辅相成地运营自己的艺术品牌。其中代表戏剧的“PIP剧场”是香港在票房与大众口碑上最为成功的剧团之一。近年作品如《男人之虎》、与林奕华合作的《万世歌王》《万千师奶贺台庆》，多次重演，以几十场乃至百余场的数量与几十万香港观众见面，进行剧场对话。
但是，其演出却也引来了卫道分子的声声挞伐，有一些评论人就在媒体上发表对于其演出的不屑和批评。当中，就有两人曾在一个电台节目上，从评点该剧团《仲夏夜之梦》，转而批判PIP剧场的艺术理念。詹瑞文十分不满两人脱离作品借题发挥，并且没有邀请创作者参与讨论，为剧作的错误理解进行澄清。这两名评论人也出席了当晚的讨论会，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解。
双方的矛盾表象，可简单的归类为高级艺术和通俗娱乐的纷争，但笔者却认为有更多的心理机制和文化现象值得探究。
笔者上举的几个例子都是詹瑞文以类似“栋笃秀”（talk show）的形式，扮演多个角色，嬉笑怒骂地从各种拼凑式片断，对香港音乐、电视圈的现状进行反思，探讨更具有普世价值的都市人自我面对的问题。它不但富有高度娱乐性，在思想上也可以称之为一种譬喻式的social commentary。可是，这样看似通俗的艺术形式与这些评论人所认知的艺术理念是有出入的。艺术是什么？剧场是什么？精神满足是什么？本来就是一个亘久不衰，随着时代而流转的论争。评论人面对着自己不熟悉的剧场表演时，产生了一定的疑虑，无所适从甚至拒绝阅读。正因如此，他对作品并没有产生审美关系，反而把它贴上“低俗”的标志。
同时，票房上的成功，也使得一些评论人不屑靠近。英语"commercially successful"译成“商业成功”之后，似乎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由褒转贬。诚然，笔者在撰文之前，也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商业成功”的字眼，只畏读者有着先入为主的排斥偏见。但是，戏剧史告诉我们，戏剧从来就不是一个脱离娱乐群众或脱离经济的艺术。西方16世纪的莎士比亚话剧在表演和语言上，都有着“媚俗”，甚至取悦观众的成分。中国古代的瓦舍勾栏，本来就是一个商业和艺术兼具的社会经济活动。可是百年前，当西方语境下的“话剧”正式传入中国后，它就带着一种高高在上启蒙群众的姿态。走过百年，话剧从服务启蒙变成服务政治，直至今日，许多戏剧人仍无法摆脱“文艺青年”的高耸姿态和崇高情结。一名与会学者说得对，现时期的剧场艺术家更需要的是在平等的关系下和观众对话，而不是“我讲你听”。
“商业成功”不表示“艺术低下”
难道商业成功（即票房好）就一定是好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商业成功只说明剧作与数量庞大的观众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对话，但其质量无法仅仅由票房高低所标明。与此同时，“商业成功”也不表示“艺术低下”，两者没有绝对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才需要评论人就作品本身，进行艺术剖析，更好地厘清作品在说什么、怎么说、说得好不好等问题。当评论人带着偏见走入剧场，甚至道听途说时，评论很难不偏颇。一味的谩骂“请明星搞噱头”“宣传花招百出”，而不回归作品就事论事，是一种责无旁贷的失职。有趣的现象是，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下，网络博客也开始分担甚至取代评论人的一部分角色，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媒体平台，但不代表他们不能作出更加精细的分析。
脱离政府资助对本地艺术团体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能够在运营上达到自足，这应该是大家所乐见的。毕竟排队拿钱的人少，分到的资源就多了。但是当地的剧场同行还是产生了焦虑，并把情绪物化，成为面向观众大吐口水的剧作。
当晚的讨论会，相关人士发出了担心剧场讨论议题减少的忧虑，他们说相对于10年前的香港，现在的剧场看似蓬勃，但其实所触及的议题萎缩了。这样的指控有待商榷，剧场关心的从来不是议题多寡，更多是议题探讨是否深入。
当然，不同的剧场工作者有着不同的艺术理念是正常的，这与观众有着不同口味一样。无论是小众市场，还是大众市场，不同的剧场工作者还是一样地开拓更多的观众群，吸引他们踏入剧场看戏。担忧观众会因为通俗且受欢迎的表演所吸引，而后流失，可谓杯弓蛇影。
无论是面对较受欢迎的同行，还是面对自己固有的艺术理想，抑或面对观众口味之转变，剧场艺术家绝对需要调整心态。人，需要随世界转变，只要不忘记自己的核心价值与目的，外表的包装、思想的展现形式，其实也可以很“大众”，在“迎合”的同时，完成自己的人文使命。积极的耕耘，胜过消极的怨艾，更胜过恶意的倾轧。
他们的当下，可能是我们的未来
回看新加坡剧场，商业成功的例子是有的，近期的《点心宝贝》系列和《天冷就回来》就大量吸引新观众踏入剧场。与此同时，诸如戏剧盒的社区论坛剧场和实践剧场的勒紧腰带系列，也都在寻找着不同的观众。这些辛勤努力的例子和不同层面的开拓是必要的，套一句商学老师教我的不当比喻，“饼要做大，大家才有得吃”。一名学者说，艺术工作者应各自坚持自己的理念，而不要“苦情”（bitterly）地宣泄不满，知音其实不难求，矛盾冲突也可消弭其中。
近日，戏剧盒举办了两个培养年轻编剧和剧场工作者的活动，希望能为本地剧场注入新血，也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值得赞许。笔者不禁思考，除了戏剧工作者和观众之外，本地剧评人是否足够。无论在报章媒体还是网络平台上，我们是否需要有更多的剧评，为观众和剧作家搭建沟通桥梁。笔者惊晓，香港的演艺评论协会，本身竟是个受资助的艺术团体。
讨论会在炮火声中结束，那一夜，可谓历史性的一刻，因为从此开始，香港戏剧界不再是一个圈子，大家必将各走各路。香港戏剧界无论是在规模、观众人数、团体数量、与官方关系，甚至艺术理念上，可能都在我们前头。他们的当下，可能会是我们的未来。希望当我们走到那一步的时候，这样的论争会以更为温和、较具善意的面目出现。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剧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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