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作业：《市中隐者》@ 郭彩燕

谈《市中隐者》的现代寓言性

《市中隐者》表面上讲的是一个人追求隐身术的经过，但作者通过巧妙的古今参照，再加上别具特色的叙事语言，使此剧充满了符号，是一出具有现代寓言性的戏。观众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欣赏这出戏：看不懂的观众，会因为剧中传神诙谐的语言而捧腹大笑；看得出隐含信息的观众，更加会因为懂得，而发出会心的笑。

狮城的再现

剧中的城市，很明显地指向新加坡，而且是现代化了的新加坡。剧本一开始在舞台指示的部分，就直接表面了这一点。观众入席时，剧本要求剧场中播发“以华语、粤语和英语为主”的流行歌曲，呈现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面貌。歌词内容是有关都市生活现象的，或者“听起来毫无意义的，也可以。”这里似乎有点暗示都市生活是“毫无意义的”，颇可以为接下来的剧情作为伏笔。开场部分的各种噪音，如地铁声、警报声等，突出了现代都市的吵杂扰人。而莱佛士塑像、鱼尾狮等物，更是新加坡广为人知的地标。除此之外，剧中的语言，夹杂了英语和方言，是一种新加坡式的华语。人物的独白或对话，非常口语化及生活化，无形中增加了观众的认同感，使他们更能投入剧情。

通过音响、道具及语言特色，此剧一开场便成功再现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加坡，建立了《市中隐者》属于“市中”的现代部分。

没有名字的剧中人

《市中隐者》一共有10个角色，他们全部没有名字。A、男人、女人、甲、乙、丙…没有了名字，这些角色就成为一种代号，一种身份，具有泛指性，代表了社会上某一类型的群体。例如甲、乙、丙三人，在剧中饰演不同的角色，代表了社会上不同的身份，包括演员、编剧、涂鸦者、歹徒等。剧中的男主角A 可以是A for Apple，或者是A for Automatic，名字背景不重要，A可以是任何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A。

古今参照的意义

除了以现代都市作为叙事背景，《市中隐者》也巧妙地穿插了有关魏晋南北朝的部分，作为现代的参照体。现代都市在古代的参照下，便产生了寓言效果。魏晋时期，士族与政权的关系紧张，司马氏争势篡位，反而振振有词，一口仁义道德，为当时的士人所不齿。信仰失落和官方压抑的恐慌，致使魏晋文人不欲涉及时事，隐世起来，喝酒吃药谈玄，形成独特的魏晋风度。以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作为当下现代都市的参照，便出现了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剧中男主角A代表了社会上渴望寻求“隐身术”的一群，所谓的“隐身术”，其实隐喻了一种想“隐世”的渴望，既是魏晋文人如竹林七贤那种试图逃离官方压迫，不谈政治，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隐者？

A在第一场叙说隐身术的部分时，提到有一个隐士，因为观察螳螂捕蝉而学会了隐身术，可是隐身之后，躲在山林里没能发挥隐身的作用，于是常跑到城市去，还把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心理，既然要隐世，又为何依然放不下与社会、人群的联系？在戏尾声的部分，男人在厕所墙上的涂鸦看到A留下的一段话：“我的裤袋里有一张万字票根，可以帮我还给一个人吗？”显然A也同样放不下一切去隐世。这是否意味着，现代都市人已经习惯了群体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想逃就能逃得掉的。

个人作业：《市中隐者》@ 骆逸玲

铁笼中的隐士——《市中隐者》中的无力感

城市化的喧嚣繁华逐渐变成粉饰现代人内心孤寂的工具。《市中隐者》表面上是在寻找隐身术，但它同时也在述说城市现代人尝试自我追寻的故事。

隐身.隐藏.隐秘

在《市中隐者》中，寻找隐身术的固然只是A一个人，但是剧中所有角色何尝不都是追寻“隐身术”的城市人？他们不过是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达到一致的最终目标，而对于每一个角色，“隐身”的意义还可能多元且丰富。简单的说，“隐身”的意义不再停留在把自己实体转化为隐形了。

剧里角色的性格不尽相同，可是他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点——

没有任何明确的姓名。姓名是家庭与社会赋予人的标签(labels)，似乎有了个人化的标签，我们才能够清除判定某某人的社会地位、家庭门第、种族背景等。因此，姓名可以被看成界定身份的方式。

姓名的重要性无可否认，但是剧中似乎完全颠覆姓名对身份等同的价值（“名字真的那么重要吗？”，“反正就是代号......认得出那是大象就可以了”）。人物的模糊性似乎是刻意营造的效果。在现代社会中，似乎姓名也能成为一种压迫力量。

因此惟有先通过抛弃“姓名”/“身份”，切割个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隐者才能够真正隐藏起来。

《市中隐者》里的A，倚靠的隐身术就是利用树叶来隐藏起来。那其实无论是要隐居（达到“只闻其人不见其人”），还是要隐身（在千万树叶中寻一片隐身叶），隐者需要的是树林，并不是人造花园或保护林。况且，岛国无处不是被城市化，隐者又如何能够生存在这个没有自然绿意的城市？

在寻找自我的时候，A却被放在一个注定无法隐身的土地。

如此，理想与现实分明就是悖逆的。而当Ａ无法在信念上（十字架）取得确立理想，甚至换来幻灭（劫持），理想根本性的瓦解是现代人希望荡然无存的体现。这种荒谬性的转折或许也就是现代人进退维谷、极端化反应的依据。

非一般的隐者

在现代化的城市里，人们似乎不断地压缩情绪。尤其是在地方狭小人数如蚁山不断爆增的情况下，现代人面对的压力是双重的。社会对人的挤压与现代人无法排遣的内心抑郁都迫使现代人产生“逃”的念头。

但是，一波接一波的人浪与须履行的社会承诺（如：家庭、事业、税收等等）不断侵蚀现代人的生命。这种情况产生出想逃却逃不掉的局面。因此，A用隐身术为理防卫机制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s) 中的“仿同”(identification)手段尝试“逃”，甲、乙、丙都把他视为白痴；男人、女人、店主、赌徒也对A投射一种排斥及厌恶的心态。但是，他们其实也是郁卒却空虚的。A借隐身术逃避现实、男人与女人以情欲沉沦于世而店主和赌徒用赌博来消费生命。A的逃亡纵然较直接明了但并不与后四人有所矛盾。四人对A的负面回应不妨能够视为缺乏勇气逃脱现实的面具，而在面具下，其实他们也渴望逃遁。

脱逃术和隐身术

从以上两点而言，现代人仿佛真的在寻找一种隐身术。现代生活如此现实。我们被标签化、被金钱奴隶化、物质化。隐身术实在不适用于近乎事事都能具体化的世界。而且，隐身术是个何其遥远的法术，况且如今应已失传，放到现代生活中难免有种超现实的意味。
我想，逃脱或许更能说出现代人的欲望。

因为无法摆脱社会的所有，所以只能够流连在公园、厕所和理发店诸如此类，能够暂且遗忘压力与烦恼、回归原始情感（感官）所能提供的慰藉。但是，无论如何，有种城市依然会存在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任何逃脱都无法溜出铁笼般的宿命。

譬如说，Ａ最后在隐身（或逃脱）后，还是挂记着口袋中的那个马票票根。就算成功隐身，Ａ对于城市的流连让他还是保有“城市现代人”，而非“隐者”的本质。

其实，我们都是隐者

从观众看演员、到演员看观众、到演员看演员、到观众看观众，是一场无名氏观看无名氏的演出。在剧场中看《市中隐者》的人，还不是一样受困在岛国似的，受困于剧场？

在这种人海里，不需要练隐身术就可在城市中隐身。因为我们如此相同，因此无从辨别。而城市中人们对彼此的视而不见，就是最有效的“隐身术”。这同时也是令现代人在“自由”与“困境”两个极端里拉扯而发出的无力控诉。

个人作业：《棺材太大洞太小》@ 洪仪恬

在这剧本中，郭宝昆选择通过一人做的梦来叙述这个故事。梦，这个概念，给人一种纠缠不清的感觉，似乎说着这件事对叙述者影响很大，无法忘掉，在现实生活中能控制自己不要想，但到了晚上却不知觉得想起当年所发生的事。这件事一直在叙述者脑海里环绕，因为叙述者还无法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心中对于这件事，还是有一定的困惑。困惑什么呢？到底棺材应该要特别、与众不同但有可能遇上麻烦，还是就安安稳稳的照规矩用一个普通的棺材。

作者郭宝昆所创造的“我”，也就是叙述者本身，代表着一般新加坡人 - 爱面子。因为祖父棺材大而感到骄傲，因为人人都来看着棺材而感到自豪。他担心棺材掉，成笑话，而不是对祖父的不尊重，他要和上层理论，还顾着自己的形象（当时他喘着孝衣）。剧本中明明就是在述说办丧事，却根本没有伤心或难过的心情，令人觉得这一切都是为自己做的，而不是真正的想替祖父办一个隆重的丧礼。

这些都是从故事的表面所能看出的，接下来就深入地讨论故事所隐藏的意义。故事主要有三个人物，殡仪馆的人，“我”和那些凑热闹的观众。这里就可以把殡仪馆的人看成是政府，“我”式和政府有直接冲突的人民，而凑热闹的观众就是和政府或“我”都没有关系，就真的只是凑热闹而已的人。用一个例子来形容，就是政府和某一个人之间所起的争论，而我们这些旁观者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但只想八卦、听听、给点意见、凑个热闹的人民。

从这个隐喻来分析这个剧本，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对政府的不满，因为政府的规矩是不能改，不能通融的，所以起了争论。政府根本就不想听着个人的故事或利诱，就直接的告诉他，这就是政府的规矩。政府官员可能已经跟很多人说了同样的话，规矩也已经重复了很多遍，已经熟的能过背，甚至能朗诵的想一首诗。这里就凸现了政府缺乏人情味，利用一场在殡仪馆的戏，一个人死的地方，家里人流泪而外人会十分同情的场合，政府却不管，坚持顽固的规矩，不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变通。故事中的“我”生气了，吵着要见官，才得到了一些不同的提议但始终还是不让他有一个大一点的坟位。这隐喻着人民如果忍气吞声就一定没有别的选择，但即使有了别的选择（还是不触犯规矩的选择），这也未必是你要的，所以最终人民是到不过政府所设定的规矩。

如果说着巨大的棺材是人民想突破的理想，是创意，那么棺材洞就是限制着创意的发展的空间。棺材洞的限制市政府决定的，所以人们的理想与创意就可以说设备政府所局限的。从这个隐喻来分析，这棺材也就是创意是在挑战政府的限制，它很有特色但“人家抬不起，坟口装不下”，就像在说明新鲜的想法人家不一定能接受，政府也不会批准。这也是最终“我”在烦恼的问题，也可能是作者本身在烦恼的问题，到底是要一样还是去反抗呢？到底是要和大家与众不同，要创新，还是为了方便就和大家一样呢？故事中似乎隐喻着如想要与众不同，有一个如此大的棺材但最后还是必须按照规矩，放进标准的坟口里，就算是得横着放，都还是不可一概坟口的标准。

作者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答案，“我”也说着“不知道，我不知道”就结束了。可能作者本身也没有答案，这问题本身也没有标准答案，是让读者看完后进行反思。我认为不管政府如何局限，我们还是应该尝试去突破，去尝试，就算到最后还是得自己改来配合政府的标准，但我相信只要不断的尝试，有一天政府的标准也会有所改变的。

个人作业：《棺材太大洞太小》@ 林家毅

观点的矛盾

《棺材太大洞太小》， 是一部由资深戏剧家郭宝昆在1984 年写的戏剧。这部戏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演员在说故事。这种刻意安排的意义，有几种可能性。 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便是让人物能够设身处地，为别的人物着想。当然，这在文本里面，并没有得到实践。所以，从这个角度，这种安排算是对于文本的一种反讽。

当然，除此之外，这种安排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显著的效果。这部戏，是通过一个人传述的。这也就意味着，人们都是通过主角（同时也是剧中唯一的演员）的视角来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可是，一个视角，未必就代表着一个观点而已。这部戏的特点，便是模糊了观点和声音的主人。一个人物，一个视角，却因为在阐述一件事，不得不分饰三个角色。因此，许多观众看到的，便是三个观点，和三把声音。

可是，反过来说，其实三个观点和三把声音也可能是一个假象。观众所悉的另外两个人物， 其实是由剧中的主角口述的。其他两个观点，可以说是主角自己主观偏见的观点所扭曲而成的。因为，观众所了解的负责人和主管，其实都是借由主角的口中而得到认知的。所以，主角持有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后，叙事时也会引导观众对他们有相同的看法。

当我们意识到有这两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也会了解到，这两种可能性背后，文本/作者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一种可能性，是观众们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立场，也就是批评社会里的规矩过于死板，官员被规矩绑死， 不懂得如何灵活处理事件。如果作者/文本背后的所指的确如此，那剧本的编排应该会借用主角存有偏见的嘴巴/视角扭曲某些情节之后才呈现给观众。这类扭曲可以是以情节阐述的编排秩序，或者主角的语调演绎，方可奏效。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文本呈现两个对立的立场，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两个立场，灵活处理和终归中举之间的对立，产生了矛盾。如果以“矛盾”作为剧本的中心思想均可成立，因为剧本中有许多矛盾的情节。比如，一口大棺材既让主角抬得吃力，可是又让引以为豪。祖父的棺材进不了坟，让他想哭哭不得， 也让送行人想笑又笑不得。棺材太大，还是洞太小的矛盾，应该通融，还是坚守原则的矛盾，都是与矛盾的主题一脉相承的。

这种矛盾所构成的对立立场，也促成了一个剧本里传达的有两则讯息。第一则，是批评规矩过于僵硬，没有特状况下灵活处理的余地。第二则，是从一个无理取闹客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个职员（公务员）职责所在，而常常得不到民众的谅解。他只不过是按吩咐执行任务，却不被民众体谅，而且又常被上司为一些超出自己能力控制范围的事， 不分青红皂白的训骂。这个剧本也道出职场中层阶级的无奈；对于自己能力范围有限的无奈。

以此篇文本/剧本为例，可以意识到观点对于一个剧本的重要性。观点的不同，可能会造成剧本的意义没有完全展示出来，或者更糟的是剧本的整个意义被扭曲。通过人物观点来分析剧本，通常了解剧本背后的意义变得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