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31 August 2017

《一桌二椅》剧评

一桌二椅的实验性意义
——观《一桌二椅》


文/张英豪

《联合早报-艺苑》
2017年8月31日

什么是实验?为什么实验?

这是观看《一桌二椅》时,萦绕我心的问题。

《一桌二椅》是“M1华文小剧场节”的常驻实验性剧目。“一桌二椅”原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基本舞台设置,香港剧场大师荣念曾在1990年代以“一桌二椅”为发想,拟定了一桌二椅、两名演员、无限可能的实验规则,邀请不同领域的艺术工作者在剧场中跨界合作、展开对话。实践剧场于2013年在小剧场节中把这个实验形式引进新加坡。

实践剧场艺术总监郭践红在《一桌二椅》开场即回应了我心中的问题——她向观众说明“实验”的字典义,并介绍本届《一桌二椅》的创作过程。践红集结九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领域(剧场、偶戏、舞蹈、音乐、多媒体)的年轻艺术工作者,带领他们进行为期四天的集体创作,然后一连三晚演出。

演出保留了一桌二椅的形式,限时20分钟,但改以三人一组、结构即兴(structured improvisation)的方式演出。演出地点是实践剧场排练室这样一个非正规剧场空间。践红强调演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成品,每晚与观众的演后交流也是重要的创作环节,表演者会根据演后交流进行调整,因此每晚的演出将会有所差别。

我观看的是首演。

第一场戏《祝你观赏愉快》由童沛勤、Yusri 'Shaggy' Sapari和Leonie Sarah Bruckner呈献,再现了看与被看之间的权力关系。舞台上倒放着桌子和一张椅子,观众席中端放着另一张椅子,其中一名女表演者坐在这张椅子上,另一名女表演者则在舞台上。男表演者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手操摄像机,捕捉台上女表演者的一举一动,影像再投射在舞台上的桌子、椅子、墙壁,形成叠叠的镜像。

强调表演者的性别,因为男表演者手操摄像机的形象,再现了“男性的凝视”(male gaze)。当男表演者后来走上舞台,摄像机转向拍摄现场的观众,看与被看的关系顿时对换。只见现场的观众正经八百。台上女表演者跟着接过摄像机,步向观众群中的女表演者,摄像头对准了她,直至咫尺的脸部大特写。这是否象征有些女性操起了“男性的凝视”,反过来压迫其他女性?

我巨细靡遗地叙述一桌二椅与演员的设置和走位,因为他们正是《一桌二椅》实验系列的关键元素。

第二场戏“▲”由吴敏宝、邱米溱和吴守益呈献,试图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结合。椅子、桌子、椅子排成一条直线,三名表演者各据一张,仿佛各自的领地。三人在直线上似游戏似争夺地移动着,并以“嘿”“哈啰”等招呼营造了关系的亲疏。这个分裂和结合可以是三角关系,也可以是个人内部的,而结尾三人脱离直线,往三个不同方向逃散,再现的是崩溃还是解脱?

第三场戏《鲨人游戏》 由洪小婷、蔡昀娟和Scott Sneddon呈献,再现一对异性恋情侣之间的性别角力——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女性的转型与抗争。一桌二椅在戏中变换成不同的布景,比如表演者卸下桌脚当成武器进行械斗,把桌子当成小船漂浮等等。而蔡昀娟的现场吉他伴奏,不煽情、不流俗地渲染了人物的情感。

未充分展现艺术人异同

演后交流中,有观众提出尖锐的问题:这三场戏没有一桌二椅,还可以成立吗?如果可以,一桌二椅的意义何在?这三场戏一定需要三名表演者吗?如何加强表演者人数与作品间的联系?

这又回到萦绕我心的问题:什么是实验?为什么实验?

如果一桌二椅的实验性意义在于跨领域的对话,这三场戏似乎没有充分展现不同文化背景、艺术领域的艺术人之间的异同与碰撞,也没有充分展开作为空间概念、文化符号、实验形式的一桌二椅更深刻的联系。而这场实验,是否为各组艺术人所要探讨的议题,添加更创新的元素、更深刻的观点?或,这些创新的元素与深刻的观点,通过一桌二椅,有效地传达给观众了吗?

所谓的“实验剧场”(在本地尤指肢体剧场和非叙事性剧场)已经相当普遍,观众逐渐见怪不怪。剧场人应该怎样维持作品的实验性?怎样加深作品的意义,加强演出的效果?怎样进行一场震撼创新且有深刻意义的实验呢?

这篇评论也是一个过程与对话,实验还是应该持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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