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作业：《郑和的后代》@ 陈琪葳
阉／人 奄人——分析《郑和的后代》‘阉割’作为隐喻的效果
《郑和的后代》（《郑》）的剧本并没有任何舞台指示，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叙述者，读者必须对于文本进行主动的诠释才可以解读出其中的意义。'我'有时是一个在监狱里疯疯癫癫地在现实与幻想之中游走、变得茫然若失的精神病患，有时又看似是能够掌握历史知识的‘学者’、对‘郑和’这个历史人物表示同情。在第三幕当中，‘我’原本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看待古时候宫廷中有关太监的条例，但随后‘我’却从太监的‘宝贝’联想到现代人的‘文凭’，从装满了高低有致的‘宝贝’的皇宫密室联想到现今的公司组织网络。在‘我’的狂想中，时间和空间、虚幻与真实发生了错位 －我们由此发现，不但是叙述者‘我’无法抽离他和郑和的关系，就连身为读者的‘我们’也在郑和文本中无数的‘我’休戚相关。《郑》采用了多种意象来建立读者与‘我’、‘郑和’之间虽模糊，却有迹可寻的关系，其中一组意象就是阉割的行为。
第二幕的台词以类似诗歌的形式呈现。前七联表面上阐述一个飘洋过海的使臣在陶醉于异国风情的当儿，也乐于弘扬皇帝的功德。但诗歌的最后一联和前七联形成强烈对比；使臣在最后一联中说‘只恨天下如此大，竟然处处有奄人’。这里的‘奄’是‘阉’的谐音，而虽然在现代社会里阉割的行为已经较少见，但古代人的生理‘阉割’对太监造成的损害和现代社会在对人造成的损害何尝不是相同的？不论生理的、局部的、表里不一的‘阉割’， 都叫人‘奄奄一息’，‘奄人’处处可见。
文本对阉割的情节进行了几次细腻的描写。第五幕中的福祥被父亲阉割，虽然福祥说：“当太监是我自己的选择”，但这个选择既然是‘没有多少选择’中的选择，换句话说，他是被情况所逼迫。在家里阉割人的下体固然不卫生，固然会在使人在生死边缘挣扎，但为了生活，人们还是愿意放手一博。太监进行的‘阉割’过程就像是一个郑重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一样，让一个太监和他的家庭摆脱贫贱、得到富贵荣华；让一个普通的乡民争取一个力争上游的机会。男人经历阉割后脱离昏迷状态，象征着生活处境的起死回生；但男人的下体被分割以后，也象征着男人被迫与构成他身份和归属的男性尊严、血缘关系和名分隔绝。这种隔绝却是局部的、不全面的，因为这些身份特征已经长久地存留 在人的‘无意识’里，通过梦境表现。我们可以将第十幕的台词理解为三宝太监的冥想：
“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我要皈依别人的信仰...阿拉谅解我......菩萨怜悯我......天妃保佑我......”
三宝太监当使臣的结果是，他卡在自己的意愿和主子的旨意、自己的信仰和别人的信仰之间而感到生不如死，但就算是要向神灵求救，没有精神上的归属。他在生理上被阉割了，在性别方面不男不女。他每天背负重任，生命危在旦夕、是个处在生死边缘的‘奄人’。
在今天监狱里的男性囚犯都得剃头，这个剃头的仪式同样地象征着人从生命的一个阶段走入另一个阶段。人一但成了囚犯，他的‘宝贝’文凭、犯罪前的成就、职场上的威望就好像随着他的头发一起消失了。现代人的‘宝贝’到了监狱里与囚犯隔绝，但人仍然抓着它不放；这和太监的‘宝贝’到了宫廷里被藏在房间里仍然常常要把它取出来的情况是相同的。宫廷里的太监在生理上都是相等的，却在宫廷里试图继续攀升得更高。同样地，监狱里的囚犯卸下以前的身份，每个人在制服上和生活条件上同化，似乎能够平起平坐。但讽刺的是，到了监狱里，还是常常出现强者欺凌弱者的现象。当刑期结束时，囚犯又得重返脱离已久的世界，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即使没有真正入狱，身为读者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被囚禁的属于‘奄人’的范畴，因为我们同样地被阶级、学历、职场成就的斗争禁锢。不少新加坡人为了逃离本地的高压环境而移民，因而与原来的国籍和文化分割。他们往往被看成崇洋媚外的一群，受到新加坡人的唾弃，被边缘化，在精神上和地理上被新加坡‘阉割’了。他们和郑和一样，是身负多重身份，被身份和认同的问题困扰的‘奄人’。第十六幕作为剧本的收尾以结构松散的形式呈现。台词写着人从‘淡马锡’到‘苏州园’让读者能够进行开放的诠释－台词叙述的可以是郑和太监，也可以是现代的移民。现代人不受时空的限制，能够从郑和的处境起共鸣，在精神上‘继承’了郑和的特征，确确实实成了‘郑和的后代’。
《郑和的后代》（《郑》）的剧本并没有任何舞台指示，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叙述者，读者必须对于文本进行主动的诠释才可以解读出其中的意义。'我'有时是一个在监狱里疯疯癫癫地在现实与幻想之中游走、变得茫然若失的精神病患，有时又看似是能够掌握历史知识的‘学者’、对‘郑和’这个历史人物表示同情。在第三幕当中，‘我’原本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看待古时候宫廷中有关太监的条例，但随后‘我’却从太监的‘宝贝’联想到现代人的‘文凭’，从装满了高低有致的‘宝贝’的皇宫密室联想到现今的公司组织网络。在‘我’的狂想中，时间和空间、虚幻与真实发生了错位 －我们由此发现，不但是叙述者‘我’无法抽离他和郑和的关系，就连身为读者的‘我们’也在郑和文本中无数的‘我’休戚相关。《郑》采用了多种意象来建立读者与‘我’、‘郑和’之间虽模糊，却有迹可寻的关系，其中一组意象就是阉割的行为。
第二幕的台词以类似诗歌的形式呈现。前七联表面上阐述一个飘洋过海的使臣在陶醉于异国风情的当儿，也乐于弘扬皇帝的功德。但诗歌的最后一联和前七联形成强烈对比；使臣在最后一联中说‘只恨天下如此大，竟然处处有奄人’。这里的‘奄’是‘阉’的谐音，而虽然在现代社会里阉割的行为已经较少见，但古代人的生理‘阉割’对太监造成的损害和现代社会在对人造成的损害何尝不是相同的？不论生理的、局部的、表里不一的‘阉割’， 都叫人‘奄奄一息’，‘奄人’处处可见。
文本对阉割的情节进行了几次细腻的描写。第五幕中的福祥被父亲阉割，虽然福祥说：“当太监是我自己的选择”，但这个选择既然是‘没有多少选择’中的选择，换句话说，他是被情况所逼迫。在家里阉割人的下体固然不卫生，固然会在使人在生死边缘挣扎，但为了生活，人们还是愿意放手一博。太监进行的‘阉割’过程就像是一个郑重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一样，让一个太监和他的家庭摆脱贫贱、得到富贵荣华；让一个普通的乡民争取一个力争上游的机会。男人经历阉割后脱离昏迷状态，象征着生活处境的起死回生；但男人的下体被分割以后，也象征着男人被迫与构成他身份和归属的男性尊严、血缘关系和名分隔绝。这种隔绝却是局部的、不全面的，因为这些身份特征已经长久地存留 在人的‘无意识’里，通过梦境表现。我们可以将第十幕的台词理解为三宝太监的冥想：
“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我要皈依别人的信仰...阿拉谅解我......菩萨怜悯我......天妃保佑我......”
三宝太监当使臣的结果是，他卡在自己的意愿和主子的旨意、自己的信仰和别人的信仰之间而感到生不如死，但就算是要向神灵求救，没有精神上的归属。他在生理上被阉割了，在性别方面不男不女。他每天背负重任，生命危在旦夕、是个处在生死边缘的‘奄人’。
在今天监狱里的男性囚犯都得剃头，这个剃头的仪式同样地象征着人从生命的一个阶段走入另一个阶段。人一但成了囚犯，他的‘宝贝’文凭、犯罪前的成就、职场上的威望就好像随着他的头发一起消失了。现代人的‘宝贝’到了监狱里与囚犯隔绝，但人仍然抓着它不放；这和太监的‘宝贝’到了宫廷里被藏在房间里仍然常常要把它取出来的情况是相同的。宫廷里的太监在生理上都是相等的，却在宫廷里试图继续攀升得更高。同样地，监狱里的囚犯卸下以前的身份，每个人在制服上和生活条件上同化，似乎能够平起平坐。但讽刺的是，到了监狱里，还是常常出现强者欺凌弱者的现象。当刑期结束时，囚犯又得重返脱离已久的世界，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即使没有真正入狱，身为读者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被囚禁的属于‘奄人’的范畴，因为我们同样地被阶级、学历、职场成就的斗争禁锢。不少新加坡人为了逃离本地的高压环境而移民，因而与原来的国籍和文化分割。他们往往被看成崇洋媚外的一群，受到新加坡人的唾弃，被边缘化，在精神上和地理上被新加坡‘阉割’了。他们和郑和一样，是身负多重身份，被身份和认同的问题困扰的‘奄人’。第十六幕作为剧本的收尾以结构松散的形式呈现。台词写着人从‘淡马锡’到‘苏州园’让读者能够进行开放的诠释－台词叙述的可以是郑和太监，也可以是现代的移民。现代人不受时空的限制，能够从郑和的处境起共鸣，在精神上‘继承’了郑和的特征，确确实实成了‘郑和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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