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材太大洞太小》@ 梁博渊

许多评论提出《棺材太大洞太小》通过“我”的口吻反映了社会里的制度过于苛刻死板，不通融人情。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剧本可能也体现了人民与社会的微妙关系。

剧本中殡仪馆负责人是个尽责的“制度代言人”，一切依法办事，不得破例。深怕着如果把洞口挖大，这不仅会违反条例，“周围的土墙可能会崩塌”，殃及无辜的人。当“我”提出解决方案时，管理员却始终不能接受条例以外的方法。不仅如此，“工工整整，整整齐齐… 破格的事，绝不允许”和“标准尺寸”这些相同的话反复从负责人与主管口中道出，达到了强调制度“严格”的效果。这也体现了在严格制度里工作的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被训练得像只按程式操作的机器人，说的话都“官腔官调”。

当发现棺材太大洞太小时，剧本中的“我”在与坟场管理员及主管商讨协议时，完全没有想要妥协的意思，甚至硬要当局给予他完全的让步。主管最终破例，让“我”祖父的棺材横着下葬，因此某个程度上抵消了制度“死板”的说法。当局的这项决定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指责，相反的，主管却得到“最有人道主义精神”奖。这虽显得荒谬，但终究体现了制度的变通或改良不是不可能执行的。因此，换个角度看，到底是棺材太大还是洞太小？是制度太死板？还是人们太自我？

“我”在剧本中代表社会中稍有经济实力的群体。表面上是在尽长孙应的责任，让祖父走得风风光光，但实际上体现了他的攀比心态，“花了这么大的本钱、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感情搞了那么大的一个葬礼”，却更像是死者家属全情参与的一场戏剧大制作，为的是让观众看到自己家族风光的一面。当两百多人前来凑热闹，参观葬礼时，“我”其实正享受着“被人参观”的时刻。他为祖父的巨大棺材有那么多人扛，葬礼多人前去“瞻仰”感到“很自豪”。至此，“我”其实再现了现代年轻人爱慕虚荣的心理，同时也暗示传统礼仪对于他们已经失去了它原始的意义。

葬礼的意义除了是给往生者送行，也在于让分散各地的家人团聚以悼念往生者。然而，在剧本中，“我”的家庭是分裂的，祖父在世时已为此感到不满。然而，这些家属平时互不往来，仅在祖父过世时来参与一个搞得风风光光，甚至夸张的葬礼——一场借着传统名义，却根本不具备传统意识的葬礼。剧本有意识地讽刺着当今的社会现象与现实，让人们借此反思现代所谓的“传统礼仪”背后的真正意义。

人们是自我的，也是不容易满足的动物。人们潜意识中总是抗拒社会制度的运作和影响，因此总想发出心里的那把声音让社会听见。在剧本中，葬礼是传统的象征。祖父为自己特别订做了一口“这么重的棺材”，巨大的棺材与众不同，比传统的棺材庞大许多，这就是挑战传统的行为。这口棺材就可视为是挑战传统的载体。至此，巨大的棺材不仅仅是挑战着国家制度，也有意违反传统礼俗。与其说是体制不灵活，不如说是“我”刻意在井然有序的体制下搅局。因此，问题的制造者实际上是“搅局者”，因而带出社会与传统制度的冲突。

自古以来，不论是儒家的礼制、法家的法制，或是现代社会上的制度，这些都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要素，因此它的严格执行是必要的。为了维持公信力，统治机关也不能随意破例或更改制度。把文本放在新加坡的语境中，若不是这些“苛刻”制度，小国也难有熬出头的今天。

如此看来，在解读《棺材太大洞太小》剧本时，我们得意识到“我”其实受了主观因素影响，因而偏向“批判”制度。倘若以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埋怨制度的“我”，他不见得是个“好搞”的民众。因此，从“作者死亡论”的角度出发，在讽刺体制的背后，文本其实有更深层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