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材太大洞太小》@ 翟珺

“边缘人”的国族寓言

经过1976到1980的政治囚禁,郭宝崑在1980年以后的创作进入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以及批判性的深刻思考,是对人在社会中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思。《棺材太大洞太小》(后简称《棺材》)是1984年由郭宝崑编写的一个单人剧,正是这个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品。郭宝崑自己也说过《棺材》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最根本在于对“个人性”(人性)的探索。本文将暂避开传统与制度的冲突,单从人性的角度切入,解读《棺材》中塑造的长孙这类的边缘人以及长孙作为国族寓言的符号所呈现出的意义。

“边缘人”的焦虑

《棺材》这部单人剧中最主要的角色就是长孙,作为故事唯一的叙述者、参与者全剧由梦境开始由梦境结束。长孙作为家中的一家之主、葬礼的主持人身上肩负着传统与责任,但他同时也是现代体制下的一份子。传统记忆的烙印深刻的存于长孙的意识之中让他成为代表传统的符号,对于现代体制的据理力争;同时在现代的观念中,又觉得整个葬礼是滑稽可笑的。

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体制之间,既不能妥协于其中一方又不能否定另外一个方面,长孙在《棺材》最后对于自己的定位也表现出迷茫与焦虑,呼出“不知道……我不知道……”。这种孤独的失离感,塑造了长孙这种“边缘人”,迷失于自我认同并产生种种的荒谬和惆怅都可以解读为现代新加坡人、或者是整体现代人的一种隐喻。从剧作的形式——单人剧,某种层面上也隐喻了一种边缘于孤独。

长孙的国族寓言

《棺材》中的长孙如果从“边缘人”的意象中隐喻了新加坡人或者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状态的话,扩大的更大的层面长孙作为一个“一家之主”和整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无论在社会或在家庭中都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长孙可以说是父权形象的代表,可是在《棺材》中却反讽的看到“父亲”角色的缺失。“父亲”的缺失代表着“根”的缺失,这种“根”可以是个人的、国家的、文化的。

《棺材》中长孙的故事作为一种寓言,不全然是新加坡的寓言,但长孙和祖父棺材的故事却不能不说反映了新加坡长期处于寻觅自己的“根”以及漂泊游离与中西文化间却无法定位的国族寓言。

郭宝崑在《棺材》中通过人性的反思和对社会的观照中,同时也思索了整个新加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新世界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总结

《棺材太大洞太小》从人性的角度建构了一种“边缘人”的意识,根据郭宝崑自己的话来说:“孤儿只能摸索前行,在失离中塑造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种漂泊与自我认同的摸索也再现了整个新加坡的国族寓言。

最后,有趣的再反思文本中的体制条约,要把坟场建立的“标准化”,霸权体制要求人人都一样的坟头,明显的是一种荒谬。延伸到新加坡语境中,在寻找依附、建构精神认同的时候本来就应该鼓励各种思想和创意的碰撞,然而体制却吊诡的要求人人都工工整整,塑造为国家、政府机制下的模式。事实上,传统或者其他的文化是不是会被体制格式化呢?亦或体制或者道德本身对人的要求就是一种乌托邦?在新加坡的语境下,《棺材太大洞太小》实在是能给我们很多方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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