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后代》@ 溫益雄

文化意識的覺醒與認知

《鄭和的後代》的首演於一九九五年，屬於郭寶崑九〇年代間重要的著作之一。以時代背景為參照，我個人認為這劇本的主要內容再現了新加坡人的文化意識的覺醒與認知。通過符號巧妙的運用、古今內容交錯的鋪陳，實實在在地突出了新加坡人民與社會嚴重缺乏的文化意識。

九〇年代的新加坡，注重的是政治上、經濟上和科技上的進步與發展。當時的社會最貧乏的正是文化發展這一塊，即是劇本裡頻頻出現的寶貝符號。寶貝的缺席代表著失去個人的重心、生活的重心。這一閹割寶貝的過程，這一文化瀕臨摒棄的危機，並非出自自己的意願而是沒有商量的餘地。劇本在第五場，以微妙的表現手法，城府深密而呈現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窘境。主流的意識形態不容推翻，只好妥協收場。寶貝沒了無法傳宗接代，文化一旦沒落就無法世世代代地持續傳承。油炸過的寶貝雖體現了變質的文化，但這一變質意味著文化污染而非昇華。蘋果腐化後直接往垃圾桶裡丢，那腐敗文化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作者通過古今並列的手法，質疑新加坡社會的文化。殖民地時期的文化遲遲無法消弭，再加上附有腐蝕性的外來文化的侵略，使新加坡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文化，加緊僅存文化的沒落。在質疑的當兒，作者也試圖喚醒新加坡人的文化意識，及早做出適當的改變。

劇本第一場和第八場的夢境，是劇本人物的寄託。現實生活的無可奈何，在夢裡可以得到的慰藉。夢境也是人們進行反思的一種途徑。而劇本人物的夢境都是死氣沈沈、毫無生氣的。雖說如此，夢境作為一個虛幻的空間與現實脫離，也值得探索。這樣的夢境因為是孤獨一個人所以找到自我，這樣的環境與空間為在現實生活中的文化找到一些出路。

一開始，作者已聲明地點是一所監獄而時間是被釋放的前夕。這為寶貝符號和文化再現附上了多一層的含意。我認為作者的出發點離不開文化意識的脈絡。寶貝是文化的符號，而監獄則是文化的鐐銬。文化不但變質而不被重視，這恰恰符合文化這一塊在九〇年代的社會的定位。隔天的釋放似乎是呼應劇本的結束之後，作者愿能夠啟發文化意識的覺醒。頓時得到文化意識的認知與覺醒是不切實際的。這釋放的舉動是作者對文化的一種期望和盼望，希望文化有朝一日能受到注重與尊重。

在種種新加坡的政治因素下，有意無意的，文化領域這一塊在九〇年代被邊緣化，沒能得到妥善的發展。作者通過劇本《鄭和的後代》，運用了歷史記憶與文化記憶的方式，竭盡所能地喚起新加坡人民，從而達到文化意識的覺醒與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