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作业：《郑和的后代》@ 黄思怡

故意将场景设在待释放囚犯中的联欢会，以欠缺“完美”（不专业）的演出，角色们青涩的演技、单纯的心声为包装，排演《郑和的后代》，再透过梦境的畏惧来对比快出狱的彷徨，并透过这种彷徨提升到人类的彷徨，为观众形成了一种危机意识、提醒。

剧本透过了四个层次将其中的彷徨铺陈。先是透过失去男儿生、过着漂泊生活的郑和来揭示无根意识的“根本”——放弃自己根源，离开中国往南洋生活的第一批华人，再以第二个层次：“我”来隐喻为了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前往南洋的华人面临着利益与宝根的挣扎，内心矛盾与恐慌。

“我”一方面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对断根（阳具）有着复杂的情绪。这些复杂的情绪，使“我”认为自己应该是郑和的后代。剧本除了以这内心的挣扎表达出“我”与郑和有着共同的断根（文化遗失）处境外，其实也以透过两者的关系喻出其中的继承关系，表述两代移民的故事、烦恼。

剧本刻意安排待出狱的囚犯排演舞台剧，这种“演员扮演员”的剧情造就了故事的第三个层次。这些即将重获自由的人们，以一种“粗燥”、非专业的表演形式将剧本叙述。所谓的粗燥即为对剧本作出一些“干扰”，如在叙述北京故宫宝贝的排放位置时，跳出在故宫的空间到现实排演的空间，将宝贝悬挂的规则比喻为新加坡的功利社会。剧本利用这一幕将故事情节与现实的实况作联系，成功地利用“宝贝”一物叙述出功利社会的残酷，也在这群会被社会世俗眼光审视的边缘群体中带来一种危机意识、提醒。它提醒着犯人出狱后将面对社会的功利、审视，而这些在“文凭”有所缺陷的人们，以若无其事的方式聊着宝贝的隐喻，形成一种令人叹息的无奈，一边表达出失去文化、根的无奈，另一方面呈现了人们在面对现实，无奈妥协、默默接受的彷徨与困境。

最后，整个作品在一个被观众“审视”的舞台上进行演出，观众的视角看见囚犯们演戏，透过囚犯们的视角看见 “我”的彷徨，再由“我”看见郑和的处境，呈现出了多层次的表演与意义。这除了将剧场的叙述升华到更高的层次外，也对台下“失根”的观众作出唤醒，提供一个辽阔、多角度的视觉空间，让他们看见其中人物的彷徨、困惑，从而“寻根”、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底是什么。

剧本命名为《郑和的后代》，以郑和为主体中心将故事推展出来。原名马三宝、回族人的郑和在情理上就不应姓郑，身为汉人。剧本透过郑和被阉割的经历来表现“失根”的情节，也利用了他身份上的“伪装”来隐喻处在新加坡无传统意识的人们。当“我”反问着郑和是否“能忘却自己一生的凄凉遭遇，忘却自己被加予的种种无以复加的非人待遇”时，似乎也在问剧中演员与观众们是否能接受自己不再拥有身为传统华人的文化，是否有办法忘却自己原有的祖籍与根。

另外，剧本也透过“我”这个有权利作抉择的角色，暗喻着郑和姓与性别 的丧失，是“我”（大家）可以改变的，虽暗示着这无根的困境是“我”可以挣脱的，但也表达出了“这是你造成的结果”的反讽。

郭宝崑的作品中常透过意象与符号提出一种危机意识，不论是在《棺材太大洞太小》还是《郑和的后代》，作品都意图想将传统流失的问题提出，对观众、读者作出提醒、唤醒，从而呈现一种传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