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作业：《棺材太大洞太小》@ 蔡美琪
棺材与洞·文化与政治
《棺材太大洞太小》被认为是新加坡现代戏剧经典作本，许多学者在解读此文本时，不免将叙述者与官僚代表的坟场管理员的争执与斡旋视为普通百姓在政治体制下的压迫再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亦可将棺材视为心理文化的归宿，而棺材洞也能解释为常规的单一文化认同的既定国家政策。
郭宝崑的剧场中，常有“失根”这样一个隐含母题，尤其是处于新加坡这样一个语境下，“文化孤儿”的忧患意识更为严重，游目骋观，飘忽不定，游荡在文化旋流中，迷失自我。以“华人”群体的身份问题为例，常常有许多的争论不休，然而当自诩“华”人之时，已经是无意识地将自已当作继承中华文化的子嗣，尤其是“海外华人”对于国籍的不确定，更是把自身的原乡定位于中国大陆。但是，一旦“马华”、“新华”、“菲华”等华人国籍身份确立分为出来后，国家的意识却是凌驾于种族之上。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的历史相对较短，而文化意识的塑造亦不完全。在如此的情况下，不管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抑或是国家本身，亦是汲取与收纳他人的文化再杂糅成自己的所谓“本土文化”。依新加坡处于这样一个“数大文明融通、国际信息汇聚焦点”的现代都市环境中，新加坡人民对于文化认同的不确定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体现在高度科技文明下的悲哀戚忧中。
在华人的观念中，死亡其实是一种回归，棺材作为装置躯体的承载物，实质上也是承载文化身份的象征。承郭宝崑曾在自己的《边缘意象》自序中所说：“在这个越来越多元的世界里，我们也只能多认几个母亲，才能平衡自己血液里早已注入的文化杂质。”当多元文化的汲取和收纳，在其他单一文化认同、种族的国家看来，实际上是一种背叛社会秩序的文化叛徒。尤其对于国家政治而言，多元文化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意识，随时有崩塌的危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立应以统一的文化为重。所以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决定以西方文化作仿效对象来建立自身的文化形象，以英语确立为国家语言之时，也排除了其他语言文化。而新加坡人民所承载的多元文化身份，在此单一文化身份选项的抉择中，亦如《棺材太大洞太小》的“大棺材”般，无法放入一个棺材洞中。
郭宝崑的剧本作品中常有“缺席的父亲”这样一个意象，观众或读者直接面对第一代和第三代的人物角色。第三代人直接面对第一代南来移民的祖父先辈们，那种浓烈的侨民意识、中国原乡情结与本土意识的内化等复杂的文化属性时，是一种惊叹和向往的表态。如《棺材太大洞太小》的叙述者“我”在面对祖父“有稀奇、又精致、有结实、又光滑、又沉重的棺材”时是自豪与崇拜的。同时也引起第三代“我”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反思，要制造怎样的棺材？要建立怎样的文化身份归属？
殡仪馆的负责人与主管坟场的管理人员以“标准尺寸”作为拒绝增拨坟地的借口，若与国家政治中文化身份认同的制度来参详，“一人一坟”与“一人一文化身份”有着有趣的联系。殡仪馆的负责人与主管坟场的管理人员作为支持国家执政者的代表在与“我”的斡旋与争执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决不允许破格的事”的坚持态度到以较理性的态度提供解决方案，至后来的破例通融，可与新加坡从英语作为单一人民文化的归根到建立多元语言文化为国家文化的过程来相对照。一开始以西方文化为仿效建构对象，进行排除其他语言文化的行动，到后来“通融”接纳其他语言文化，建立以多元种族文化为号召的国家文化形象。文本以坟场主管的“通融”而获得当年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杰出人物一奖作为结尾，也反讽了新加坡从对于文化制度的执行手段。从限制单一到“宽容”其他文化立足的做法，最后却因为“宽容”之举而得益进行嘲讽。郭宝崑主张所有文化都应该超越政治、种族、语言的审查以建立了跨族群、跨文化的多元文化理想意识。文化不应该受限于政治，因为国家的建立也是仰赖于文化的基础而成。
追根究底，这篇文本的情节是建立在梦境的叙述中，梦境亦虚亦实的特点，能够引起的反思是，现实中的新加坡是否真正达到了跨族群、跨文化的理想？“大”的棺材是属于上一代人的，那现代的人在面对过去的中国濡沫性文化与本土独特性文化选项中是该跳开还是接受单一文化的洗礼？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不仅是人民的问题也是国家要抉择的问题。
《棺材太大洞太小》被认为是新加坡现代戏剧经典作本，许多学者在解读此文本时，不免将叙述者与官僚代表的坟场管理员的争执与斡旋视为普通百姓在政治体制下的压迫再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亦可将棺材视为心理文化的归宿，而棺材洞也能解释为常规的单一文化认同的既定国家政策。
郭宝崑的剧场中，常有“失根”这样一个隐含母题，尤其是处于新加坡这样一个语境下，“文化孤儿”的忧患意识更为严重，游目骋观，飘忽不定，游荡在文化旋流中，迷失自我。以“华人”群体的身份问题为例，常常有许多的争论不休，然而当自诩“华”人之时，已经是无意识地将自已当作继承中华文化的子嗣，尤其是“海外华人”对于国籍的不确定，更是把自身的原乡定位于中国大陆。但是，一旦“马华”、“新华”、“菲华”等华人国籍身份确立分为出来后，国家的意识却是凌驾于种族之上。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的历史相对较短，而文化意识的塑造亦不完全。在如此的情况下，不管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抑或是国家本身，亦是汲取与收纳他人的文化再杂糅成自己的所谓“本土文化”。依新加坡处于这样一个“数大文明融通、国际信息汇聚焦点”的现代都市环境中，新加坡人民对于文化认同的不确定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体现在高度科技文明下的悲哀戚忧中。
在华人的观念中，死亡其实是一种回归，棺材作为装置躯体的承载物，实质上也是承载文化身份的象征。承郭宝崑曾在自己的《边缘意象》自序中所说：“在这个越来越多元的世界里，我们也只能多认几个母亲，才能平衡自己血液里早已注入的文化杂质。”当多元文化的汲取和收纳，在其他单一文化认同、种族的国家看来，实际上是一种背叛社会秩序的文化叛徒。尤其对于国家政治而言，多元文化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意识，随时有崩塌的危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立应以统一的文化为重。所以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决定以西方文化作仿效对象来建立自身的文化形象，以英语确立为国家语言之时，也排除了其他语言文化。而新加坡人民所承载的多元文化身份，在此单一文化身份选项的抉择中，亦如《棺材太大洞太小》的“大棺材”般，无法放入一个棺材洞中。
郭宝崑的剧本作品中常有“缺席的父亲”这样一个意象，观众或读者直接面对第一代和第三代的人物角色。第三代人直接面对第一代南来移民的祖父先辈们，那种浓烈的侨民意识、中国原乡情结与本土意识的内化等复杂的文化属性时，是一种惊叹和向往的表态。如《棺材太大洞太小》的叙述者“我”在面对祖父“有稀奇、又精致、有结实、又光滑、又沉重的棺材”时是自豪与崇拜的。同时也引起第三代“我”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反思，要制造怎样的棺材？要建立怎样的文化身份归属？
殡仪馆的负责人与主管坟场的管理人员以“标准尺寸”作为拒绝增拨坟地的借口，若与国家政治中文化身份认同的制度来参详，“一人一坟”与“一人一文化身份”有着有趣的联系。殡仪馆的负责人与主管坟场的管理人员作为支持国家执政者的代表在与“我”的斡旋与争执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决不允许破格的事”的坚持态度到以较理性的态度提供解决方案，至后来的破例通融，可与新加坡从英语作为单一人民文化的归根到建立多元语言文化为国家文化的过程来相对照。一开始以西方文化为仿效建构对象，进行排除其他语言文化的行动，到后来“通融”接纳其他语言文化，建立以多元种族文化为号召的国家文化形象。文本以坟场主管的“通融”而获得当年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杰出人物一奖作为结尾，也反讽了新加坡从对于文化制度的执行手段。从限制单一到“宽容”其他文化立足的做法，最后却因为“宽容”之举而得益进行嘲讽。郭宝崑主张所有文化都应该超越政治、种族、语言的审查以建立了跨族群、跨文化的多元文化理想意识。文化不应该受限于政治，因为国家的建立也是仰赖于文化的基础而成。
追根究底，这篇文本的情节是建立在梦境的叙述中，梦境亦虚亦实的特点，能够引起的反思是，现实中的新加坡是否真正达到了跨族群、跨文化的理想？“大”的棺材是属于上一代人的，那现代的人在面对过去的中国濡沫性文化与本土独特性文化选项中是该跳开还是接受单一文化的洗礼？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不仅是人民的问题也是国家要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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