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作业：《郑和的后代》@ 陈承男
从“失根”到“寻根”——《郑和的后代》的文化与政治寓言
《郑和的后代》这部创作于其戏剧生涯后期的作品，可以说饱含了作者和导演郭宝崑一生的实践与沉思。作为新加坡文化的拓荒者，戏剧大师、知识分子，郭宝崑在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内容与意义都十分复杂的戏剧，无论是从戏剧结构，叙述方式，人物与情节的设置，不仅是匠心独运，同时也是意味深长，他将一生的探索与追问都指向了未来——有关失根与追寻（uprooted and searching）的新加坡人。
一、从 “我是谁?” 到“谁是‘我’？” ——身份认同的焦虑
剧本的第一部分，将读者引入梦境：“最近我经常做梦；做梦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了。”“我”的梦的内容就是“他”——郑和，以至于“我”最后认为，“我”就是郑和的后代。
“梦境”在这里有特别的意涵。弗洛伊德在阐述人的潜意识时，认为人的梦境是不自觉的展露人的潜意识的最好温床，因此他才发明了一套用梦来解析人的心理的理论。弗洛伊德将人的潜意识分为三个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包括人的性欲和内在压抑等等，像隐藏在茫茫大海海面下的冰山一样，不易被察觉。而我们恰好可以通过梦的分析，真正的认识自己。在本剧中，正是通过对弗洛伊德的梦境的理论的运用，将梦境的内容深化。“梦”不仅仅和现实重叠，而且是寻找真实自己的唯一途径：“做梦的时候，我孤身一人，才真正看到了我自己，看进了我自己，看透了我自己。”
通过对梦这一剧本大框架的梳理，我们再来看做梦的人——“我”究竟指的是谁——“我是谁？”首先，“我”可能是剧本的作者，也就是郭宝崑本人。郭宝崑曾经多次谈到自己对这位七次下西洋的三宝太监十分感兴趣，甚至还设想拍一部有关郑和的电影。我们可以把这个剧本看作是郭宝崑从自己的梦的衍生。其次，“我”可能是剧本在开头时设置的大背景——监狱中的囚徒，确切的说是即将被释放的囚徒。旧中国的皇宫又称为“紫禁城”，进来了就难以再出去了，对于太监宫女更是这样。而郑和是个例外，他不仅走出了皇宫，还走出了中国，走出了亚洲。这与被囚禁于阴森封闭的监狱，失去自由，然后马上要重新回到社会的囚徒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关联。也的确如作者所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张力”。另外，“我”还可以指戏剧的演员，当他们走入戏剧，走入角色的时候，演绎台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瞬间的脱离他们自己的社会、家庭、文化、历史身份，变成“我”。最后，和演员一样，不管是阅读剧本还是观看戏剧，当全心投入的时候，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成为“我”。绕了一个圈子，其实，我想说的是，作者是在有意的将“我”的身份模糊化，让剧本的读者（大部分是新加坡的读者）对“我”是谁产生疑惑，然后反思，“我”是不是我？继而达到剧本要呈现的触及每一个人潜藏在冰山下的真实面目的反省与追寻。
仔细阅读剧本，不难发现，在十六个章节中，不断的进行着“我”与郑和的叙述身份的转换，例如第五、六、十章，“我”摇身一变，变成了郑和本人，而其他章节，则由“我”作为叙述者讲述郑和的故事，其中又穿插“我”作为现代社会的人的议论。这种身份和场景之间的变换与界限的模糊不禁让人思考，我可能不仅仅是郑和的后代，我根本上就是郑和，一个现代版本的郑和。谁是“我”？郑和就是我。
由思考“我是谁?”，到认清“谁是‘我’？”，最终归结到我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一个化外野人，一个半世漂流的奴才，一个见人就躬身伺候的仆人”，“一个被掠走的孤儿，一个被摧残的太监”这种自我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与危机感越发的明显。并且，剧本中的诗歌形式的使用与演员的类似“仪式”式的表演方法似乎将个人的身份认同扩大到集体的身份认同的焦虑。那么何以产生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呢？科伯纳·麦尔塞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些一向被认为是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 在西方，自启蒙主义至当代，对身份认同的理解不断变化发展， 总结起来说就是：建构自我的主体不是完整不变的，它不是创造自我的“上帝”，它是权力影响下的产物，并且不断处于变化。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权力”的影响导致了这种自认为“阉人”的身份认同？我们不妨回到郭宝崑生活与工作的国家——新加坡来探讨这个问题。
二、从“荒蛮岛国”到“文化熔炉”——新加坡场域的文化失根
从剧本的隐约指涉，再联系到郭宝崑作为一个戏剧大师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郭老对新加坡的现实与未来的重重担忧。似乎郑和的命运就是文化失根的新加坡的明天。
1、孤儿情结
在剧本的第一章，“我”做梦的时候感觉到“我这孤独，并非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它含有一股力量，含有一股强大的生机。”“总觉得周围有一个庞大无比的空间”“又像在诱惑你，又像在恐吓你；它好像在咫尺之外，又好像是远不可即。”这种发生在周围的强劲、庞大的生机的诱惑和恐吓似乎就是与新加坡相隔不远并且牵连重重的中国文化的呼唤。作为一个华裔作家，在新加坡这片75%都是华人的土地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和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情在此袒露无疑。郭宝崑曾经动情的说：“从母文化乡土中抽离出来的移民，心态上长期含着一种思念的心情，像失去家园的孤儿一样，永远依恋着抚育了自己的文化母亲。事过境迁，要回归已不可能，可是因为那遥远的故乡埋着自己的文化心理根源，在观察思考时往往仍然要想这个源头寻求参照，这种状况，或许可以叫做文化上的‘孤儿情结’。”回想新加坡的历史与文化，就像剧中描写的郑和一样遭遇“一生的凄凉”和“种种无以附加的非人待遇”，不断受到英日殖民者的文化入侵和移民者的文化移植。然而，新加坡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孤儿”，真的可以“任人认父母”“随处是家园”吗？
2、自我阉割
剧本对郑和的身世做了颇有意味的改编，郑和原本是从军时被俘，被迫割为阉人，而在剧本中却成了主动要求阉割。郭宝崑在谈到新加坡表演艺术的独特性格时，说：“华人占四分之三的新加坡竟然愿宝华族的母语降为第二语文，而把英文升为第一语文，同时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新加坡人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母语。”语言、文字是文明、文化的集中体现，阉割掉多数族群的母语，而使用跟本国历史文化毫无关系的英语，无疑是在阉割掉新加坡的文化的根茎。文化熔炉又能怎样？它只能是将残存的文化销毁殆尽。“为了保住上头的东西，我愿牺牲下头的东西，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我要皈依别人的信仰”似乎在影射政府为了经济和科技上的便利，而在文化上做出的巨大让步与牺牲。在摩天大楼与快速生活节奏的罅隙中，我们找不到一点民族文化历史的痕迹。
3、失根与生殖
被阉割的郑和“永远不能延续本身的生命，更不可能创造新的生命”，失去了根也就无法繁衍后代。在《uprooted and searching》一文中，郭宝崑说：“世界选择看待新加坡是因为这个小国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但是我们再清楚不过新加坡文化的未来比现在更加充满隐忧。”这更加暗合了郑和的一生。郑和可能是自有太监制度以来唯一受尊重和景仰的宦官。他与刘瑾、李莲英、魏忠贤这些奸佞不同，郑和下西洋创造了中国航海新的历史，也将古老中国的威力远播海外。七下西洋，郑和绝对算的上是风光无限，但是一时的风光又能怎样，最后还是不得“全身而葬”。剧本选择郑和这个历史人物的寓意再清楚不过，郭宝崑在担忧新加坡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顾断绝文化根脉的明天。
其实不仅仅是郭宝崑一人的担忧，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曾撰文谈到遗民文学时，指出这些从中国来的移民将会面临变成文化上被抛弃“遗民”最后沦为荒蛮的“夷民”的命运。
三、从封建特有到现代隐喻——指涉世界的“知识太监”
尽管剧本设置郑和在途中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然而在这个“每个人都有王一样的平等权力，每一个王也都要负起一般人的任务的“人人之国”“王王之国”，里也存在着蓄养太监的习惯、“在最最幸福的生活里，也不得不叫某些人付出阉割的代价”这不仅是极大的反讽，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世界范围。
中国著名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余杰曾写过一篇名为《知识太监》的文章，他说“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他借用太监这一被去势的形象，批判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充当政治的传声筒。其实，不光在中国，世界范围内又何不是如此。在以民主自由著称的美国，斯坦贝克的左翼文学《愤怒的葡萄》的出版，仍然遭受到了巨大的攻击，立刻就有人写一本《快乐的葡萄》以拥护当时的政府的统治。文学乃至文化都是在为政治服务。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太监现象”在文化界的泛滥，使得这个封建特有的制度，在现代有了新的隐喻及批判的意义。
结语：
郭宝崑的《郑和的后代》可以说是一部寓言性剧场，一部探讨文化与政治、知识分子与文化、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的寓言。它又是一部超越的剧场（theatre that transcends）,超越了郭宝崑的视界，指向世界范围的文化隐忧。
《郑和的后代》这部创作于其戏剧生涯后期的作品，可以说饱含了作者和导演郭宝崑一生的实践与沉思。作为新加坡文化的拓荒者，戏剧大师、知识分子，郭宝崑在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内容与意义都十分复杂的戏剧，无论是从戏剧结构，叙述方式，人物与情节的设置，不仅是匠心独运，同时也是意味深长，他将一生的探索与追问都指向了未来——有关失根与追寻（uprooted and searching）的新加坡人。
一、从 “我是谁?” 到“谁是‘我’？” ——身份认同的焦虑
剧本的第一部分，将读者引入梦境：“最近我经常做梦；做梦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了。”“我”的梦的内容就是“他”——郑和，以至于“我”最后认为，“我”就是郑和的后代。
“梦境”在这里有特别的意涵。弗洛伊德在阐述人的潜意识时，认为人的梦境是不自觉的展露人的潜意识的最好温床，因此他才发明了一套用梦来解析人的心理的理论。弗洛伊德将人的潜意识分为三个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包括人的性欲和内在压抑等等，像隐藏在茫茫大海海面下的冰山一样，不易被察觉。而我们恰好可以通过梦的分析，真正的认识自己。在本剧中，正是通过对弗洛伊德的梦境的理论的运用，将梦境的内容深化。“梦”不仅仅和现实重叠，而且是寻找真实自己的唯一途径：“做梦的时候，我孤身一人，才真正看到了我自己，看进了我自己，看透了我自己。”
通过对梦这一剧本大框架的梳理，我们再来看做梦的人——“我”究竟指的是谁——“我是谁？”首先，“我”可能是剧本的作者，也就是郭宝崑本人。郭宝崑曾经多次谈到自己对这位七次下西洋的三宝太监十分感兴趣，甚至还设想拍一部有关郑和的电影。我们可以把这个剧本看作是郭宝崑从自己的梦的衍生。其次，“我”可能是剧本在开头时设置的大背景——监狱中的囚徒，确切的说是即将被释放的囚徒。旧中国的皇宫又称为“紫禁城”，进来了就难以再出去了，对于太监宫女更是这样。而郑和是个例外，他不仅走出了皇宫，还走出了中国，走出了亚洲。这与被囚禁于阴森封闭的监狱，失去自由，然后马上要重新回到社会的囚徒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关联。也的确如作者所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张力”。另外，“我”还可以指戏剧的演员，当他们走入戏剧，走入角色的时候，演绎台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瞬间的脱离他们自己的社会、家庭、文化、历史身份，变成“我”。最后，和演员一样，不管是阅读剧本还是观看戏剧，当全心投入的时候，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成为“我”。绕了一个圈子，其实，我想说的是，作者是在有意的将“我”的身份模糊化，让剧本的读者（大部分是新加坡的读者）对“我”是谁产生疑惑，然后反思，“我”是不是我？继而达到剧本要呈现的触及每一个人潜藏在冰山下的真实面目的反省与追寻。
仔细阅读剧本，不难发现，在十六个章节中，不断的进行着“我”与郑和的叙述身份的转换，例如第五、六、十章，“我”摇身一变，变成了郑和本人，而其他章节，则由“我”作为叙述者讲述郑和的故事，其中又穿插“我”作为现代社会的人的议论。这种身份和场景之间的变换与界限的模糊不禁让人思考，我可能不仅仅是郑和的后代，我根本上就是郑和，一个现代版本的郑和。谁是“我”？郑和就是我。
由思考“我是谁?”，到认清“谁是‘我’？”，最终归结到我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一个化外野人，一个半世漂流的奴才，一个见人就躬身伺候的仆人”，“一个被掠走的孤儿，一个被摧残的太监”这种自我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与危机感越发的明显。并且，剧本中的诗歌形式的使用与演员的类似“仪式”式的表演方法似乎将个人的身份认同扩大到集体的身份认同的焦虑。那么何以产生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呢？科伯纳·麦尔塞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些一向被认为是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 在西方，自启蒙主义至当代，对身份认同的理解不断变化发展， 总结起来说就是：建构自我的主体不是完整不变的，它不是创造自我的“上帝”，它是权力影响下的产物，并且不断处于变化。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权力”的影响导致了这种自认为“阉人”的身份认同？我们不妨回到郭宝崑生活与工作的国家——新加坡来探讨这个问题。
二、从“荒蛮岛国”到“文化熔炉”——新加坡场域的文化失根
从剧本的隐约指涉，再联系到郭宝崑作为一个戏剧大师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郭老对新加坡的现实与未来的重重担忧。似乎郑和的命运就是文化失根的新加坡的明天。
1、孤儿情结
在剧本的第一章，“我”做梦的时候感觉到“我这孤独，并非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它含有一股力量，含有一股强大的生机。”“总觉得周围有一个庞大无比的空间”“又像在诱惑你，又像在恐吓你；它好像在咫尺之外，又好像是远不可即。”这种发生在周围的强劲、庞大的生机的诱惑和恐吓似乎就是与新加坡相隔不远并且牵连重重的中国文化的呼唤。作为一个华裔作家，在新加坡这片75%都是华人的土地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和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情在此袒露无疑。郭宝崑曾经动情的说：“从母文化乡土中抽离出来的移民，心态上长期含着一种思念的心情，像失去家园的孤儿一样，永远依恋着抚育了自己的文化母亲。事过境迁，要回归已不可能，可是因为那遥远的故乡埋着自己的文化心理根源，在观察思考时往往仍然要想这个源头寻求参照，这种状况，或许可以叫做文化上的‘孤儿情结’。”回想新加坡的历史与文化，就像剧中描写的郑和一样遭遇“一生的凄凉”和“种种无以附加的非人待遇”，不断受到英日殖民者的文化入侵和移民者的文化移植。然而，新加坡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孤儿”，真的可以“任人认父母”“随处是家园”吗？
2、自我阉割
剧本对郑和的身世做了颇有意味的改编，郑和原本是从军时被俘，被迫割为阉人，而在剧本中却成了主动要求阉割。郭宝崑在谈到新加坡表演艺术的独特性格时，说：“华人占四分之三的新加坡竟然愿宝华族的母语降为第二语文，而把英文升为第一语文，同时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新加坡人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母语。”语言、文字是文明、文化的集中体现，阉割掉多数族群的母语，而使用跟本国历史文化毫无关系的英语，无疑是在阉割掉新加坡的文化的根茎。文化熔炉又能怎样？它只能是将残存的文化销毁殆尽。“为了保住上头的东西，我愿牺牲下头的东西，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我要皈依别人的信仰”似乎在影射政府为了经济和科技上的便利，而在文化上做出的巨大让步与牺牲。在摩天大楼与快速生活节奏的罅隙中，我们找不到一点民族文化历史的痕迹。
3、失根与生殖
被阉割的郑和“永远不能延续本身的生命，更不可能创造新的生命”，失去了根也就无法繁衍后代。在《uprooted and searching》一文中，郭宝崑说：“世界选择看待新加坡是因为这个小国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但是我们再清楚不过新加坡文化的未来比现在更加充满隐忧。”这更加暗合了郑和的一生。郑和可能是自有太监制度以来唯一受尊重和景仰的宦官。他与刘瑾、李莲英、魏忠贤这些奸佞不同，郑和下西洋创造了中国航海新的历史，也将古老中国的威力远播海外。七下西洋，郑和绝对算的上是风光无限，但是一时的风光又能怎样，最后还是不得“全身而葬”。剧本选择郑和这个历史人物的寓意再清楚不过，郭宝崑在担忧新加坡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顾断绝文化根脉的明天。
其实不仅仅是郭宝崑一人的担忧，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曾撰文谈到遗民文学时，指出这些从中国来的移民将会面临变成文化上被抛弃“遗民”最后沦为荒蛮的“夷民”的命运。
三、从封建特有到现代隐喻——指涉世界的“知识太监”
尽管剧本设置郑和在途中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然而在这个“每个人都有王一样的平等权力，每一个王也都要负起一般人的任务的“人人之国”“王王之国”，里也存在着蓄养太监的习惯、“在最最幸福的生活里，也不得不叫某些人付出阉割的代价”这不仅是极大的反讽，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世界范围。
中国著名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余杰曾写过一篇名为《知识太监》的文章，他说“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他借用太监这一被去势的形象，批判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充当政治的传声筒。其实，不光在中国，世界范围内又何不是如此。在以民主自由著称的美国，斯坦贝克的左翼文学《愤怒的葡萄》的出版，仍然遭受到了巨大的攻击，立刻就有人写一本《快乐的葡萄》以拥护当时的政府的统治。文学乃至文化都是在为政治服务。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太监现象”在文化界的泛滥，使得这个封建特有的制度，在现代有了新的隐喻及批判的意义。
结语：
郭宝崑的《郑和的后代》可以说是一部寓言性剧场，一部探讨文化与政治、知识分子与文化、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的寓言。它又是一部超越的剧场（theatre that transcends）,超越了郭宝崑的视界，指向世界范围的文化隐忧。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