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剧场与表演

谈《市中隐者》的现代寓言性 《市中隐者》表面上讲的是一个人追求隐身术的经过，但作者通过巧妙的古今参照，再加上别具特色的叙事语言，使此剧充满了符号，是一出具有现代寓言性的戏。观众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欣赏这出戏：看不懂的观众，会因为剧中传神诙谐的语言而捧腹大笑；看得出隐含信息的观众，更加会因为懂得，而发出会心的笑。 狮城的再现 剧中的城市，很明显地指向新加坡，而且是现代化了的新加坡。剧本一开始在舞台指示的部分，就直接表面了这一点。观众入席时，剧本要求剧场中播发“以华语、粤语和英语为主”的流行歌曲，呈现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面貌。歌词内容是有关都市生活现象的，或者“听起来毫无意义的，也可以。”这里似乎有点暗示都市生活是“毫无意义的”，颇可以为接下来的剧情作为伏笔。开场部分的各种噪音，如地铁声、警报声等，突出了现代都市的吵杂扰人。而莱佛士塑像、鱼尾狮等物，更是新加坡广为人知的地标。除此之外，剧中的语言，夹杂了英语和方言，是一种新加坡式的华语。人物的独白或对话，非常口语化及生活化，无形中增加了观众的认同感，使他们更能投入剧情。 通过音响、道具及语言特色，此剧一开场便成功再现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加坡，建立了《市中隐者》属于“市中”的现代部分。 没有名字的剧中人 《市中隐者》一共有10个角色，他们全部没有名字。A、男人、女人、甲、乙、丙…没有了名字，这些角色就成为一种代号，一种身份，具有泛指性，代表了社会上某一类型的群体。例如甲、乙、丙三人，在剧中饰演不同的角色，代表了社会上不同的身份，包括演员、编剧、涂鸦者、歹徒等。剧中的男主角A 可以是A for Apple，或者是A for Automatic，名字背景不重要，A可以是任何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A。 古今参照的意义 除了以现代都市作为叙事背景，《市中隐者》也巧妙地穿插了有关魏晋南北朝的部分，作为现代的参照体。现代都市在古代的参照下，便产生了寓言效果。魏晋时期，士族与政权的关系紧张，司马氏争势篡位，反而振振有词，一口仁义道德，为当时的士人所不齿。信仰失落和官方压抑的恐慌，致使魏晋文人不欲涉及时事，隐世起来，喝酒吃药谈玄，形成独特的魏晋风度。以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作为当下现代都市的参照，便出现了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剧中男主角A代表了社会上渴望寻求“隐身术”的一群，所谓的“隐身术”，其实隐喻了一种想“隐世”的渴望，既是魏晋文人如竹林七贤那种试图...

铁笼中的隐士——《市中隐者》中的无力感 城市化的喧嚣繁华逐渐变成粉饰现代人内心孤寂的工具。《市中隐者》表面上是在寻找隐身术，但它同时也在述说城市现代人尝试自我追寻的故事。 隐身.隐藏.隐秘 在《市中隐者》中，寻找隐身术的固然只是A一个人，但是剧中所有角色何尝不都是追寻“隐身术”的城市人？他们不过是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达到一致的最终目标，而对于每一个角色，“隐身”的意义还可能多元且丰富。简单的说，“隐身”的意义不再停留在把自己实体转化为隐形了。 剧里角色的性格不尽相同，可是他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点—— 没有任何明确的姓名。姓名是家庭与社会赋予人的标签(labels)，似乎有了个人化的标签，我们才能够清除判定某某人的社会地位、家庭门第、种族背景等。因此，姓名可以被看成界定身份的方式。 姓名的重要性无可否认，但是剧中似乎完全颠覆姓名对身份等同的价值（“名字真的那么重要吗？”，“反正就是代号......认得出那是大象就可以了”）。人物的模糊性似乎是刻意营造的效果。在现代社会中，似乎姓名也能成为一种压迫力量。 因此惟有先通过抛弃“姓名”/“身份”，切割个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隐者才能够真正隐藏起来。 《市中隐者》里的A，倚靠的隐身术就是利用树叶来隐藏起来。那其实无论是要隐居（达到“只闻其人不见其人”），还是要隐身（在千万树叶中寻一片隐身叶），隐者需要的是树林，并不是人造花园或保护林。况且，岛国无处不是被城市化，隐者又如何能够生存在这个没有自然绿意的城市？ 在寻找自我的时候，A却被放在一个注定无法隐身的土地。 如此，理想与现实分明就是悖逆的。而当Ａ无法在信念上（十字架）取得确立理想，甚至换来幻灭（劫持），理想根本性的瓦解是现代人希望荡然无存的体现。这种荒谬性的转折或许也就是现代人进退维谷、极端化反应的依据。 非一般的隐者 在现代化的城市里，人们似乎不断地压缩情绪。尤其是在地方狭小人数如蚁山不断爆增的情况下，现代人面对的压力是双重的。社会对人的挤压与现代人无法排遣的内心抑郁都迫使现代人产生“逃”的念头。 但是，一波接一波的人浪与须履行的社会承诺（如：家庭、事业、税收等等）不断侵蚀现代人的生命。这种情况产生出想逃却逃不掉的局面。因此，A用隐身术为理防卫机制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s) 中的“仿同”(identification)手段尝试“逃”，甲、乙...

在这剧本中，郭宝昆选择通过一人做的梦来叙述这个故事。梦，这个概念，给人一种纠缠不清的感觉，似乎说着这件事对叙述者影响很大，无法忘掉，在现实生活中能控制自己不要想，但到了晚上却不知觉得想起当年所发生的事。这件事一直在叙述者脑海里环绕，因为叙述者还无法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心中对于这件事，还是有一定的困惑。困惑什么呢？到底棺材应该要特别、与众不同但有可能遇上麻烦，还是就安安稳稳的照规矩用一个普通的棺材。 作者郭宝昆所创造的“我”，也就是叙述者本身，代表着一般新加坡人 - 爱面子。因为祖父棺材大而感到骄傲，因为人人都来看着棺材而感到自豪。他担心棺材掉，成笑话，而不是对祖父的不尊重，他要和上层理论，还顾着自己的形象（当时他喘着孝衣）。剧本中明明就是在述说办丧事，却根本没有伤心或难过的心情，令人觉得这一切都是为自己做的，而不是真正的想替祖父办一个隆重的丧礼。 这些都是从故事的表面所能看出的，接下来就深入地讨论故事所隐藏的意义。故事主要有三个人物，殡仪馆的人，“我”和那些凑热闹的观众。这里就可以把殡仪馆的人看成是政府，“我”式和政府有直接冲突的人民，而凑热闹的观众就是和政府或“我”都没有关系，就真的只是凑热闹而已的人。用一个例子来形容，就是政府和某一个人之间所起的争论，而我们这些旁观者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但只想八卦、听听、给点意见、凑个热闹的人民。 从这个隐喻来分析这个剧本，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对政府的不满，因为政府的规矩是不能改，不能通融的，所以起了争论。政府根本就不想听着个人的故事或利诱，就直接的告诉他，这就是政府的规矩。政府官员可能已经跟很多人说了同样的话，规矩也已经重复了很多遍，已经熟的能过背，甚至能朗诵的想一首诗。这里就凸现了政府缺乏人情味，利用一场在殡仪馆的戏，一个人死的地方，家里人流泪而外人会十分同情的场合，政府却不管，坚持顽固的规矩，不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变通。故事中的“我”生气了，吵着要见官，才得到了一些不同的提议但始终还是不让他有一个大一点的坟位。这隐喻着人民如果忍气吞声就一定没有别的选择，但即使有了别的选择（还是不触犯规矩的选择），这也未必是你要的，所以最终人民是到不过政府所设定的规矩。 如果说着巨大的棺材是人民想突破的理想，是创意，那么棺材洞就是限制着创意的发展的空间。棺材洞的限制市政府决定的，所以人们的理想与创意就可以说设备政府所局限的。从这个隐喻来分析，这棺材也就...

观点的矛盾 《棺材太大洞太小》， 是一部由资深戏剧家郭宝昆在1984 年写的戏剧。这部戏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演员在说故事。这种刻意安排的意义，有几种可能性。 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便是让人物能够设身处地，为别的人物着想。当然，这在文本里面，并没有得到实践。所以，从这个角度，这种安排算是对于文本的一种反讽。 当然，除此之外，这种安排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显著的效果。这部戏，是通过一个人传述的。这也就意味着，人们都是通过主角（同时也是剧中唯一的演员）的视角来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可是，一个视角，未必就代表着一个观点而已。这部戏的特点，便是模糊了观点和声音的主人。一个人物，一个视角，却因为在阐述一件事，不得不分饰三个角色。因此，许多观众看到的，便是三个观点，和三把声音。 可是，反过来说，其实三个观点和三把声音也可能是一个假象。观众所悉的另外两个人物， 其实是由剧中的主角口述的。其他两个观点，可以说是主角自己主观偏见的观点所扭曲而成的。因为，观众所了解的负责人和主管，其实都是借由主角的口中而得到认知的。所以，主角持有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后，叙事时也会引导观众对他们有相同的看法。 当我们意识到有这两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也会了解到，这两种可能性背后，文本/作者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一种可能性，是观众们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立场，也就是批评社会里的规矩过于死板，官员被规矩绑死， 不懂得如何灵活处理事件。如果作者/文本背后的所指的确如此，那剧本的编排应该会借用主角存有偏见的嘴巴/视角扭曲某些情节之后才呈现给观众。这类扭曲可以是以情节阐述的编排秩序，或者主角的语调演绎，方可奏效。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文本呈现两个对立的立场，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两个立场，灵活处理和终归中举之间的对立，产生了矛盾。如果以“矛盾”作为剧本的中心思想均可成立，因为剧本中有许多矛盾的情节。比如，一口大棺材既让主角抬得吃力，可是又让引以为豪。祖父的棺材进不了坟，让他想哭哭不得， 也让送行人想笑又笑不得。棺材太大，还是洞太小的矛盾，应该通融，还是坚守原则的矛盾，都是与矛盾的主题一脉相承的。 这种矛盾所构成的对立立场，也促成了一个剧本里传达的有两则讯息。第一则，是批评规矩过于僵硬，没有特状况下灵活处理的余地。第二则，是从一个无理取闹客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个职员（公务员）职责所在，而常常得不到民众的谅解。他只不过是按吩咐执行...

——探讨“大”与“小”的相对论、庄子的“大小相对论“为互文、以及“梦”作为叙述“恶劣循环”概念的方式。 “大”与“小”的相对论 从一开始，叙述者就告诉观众“不懂为什么，这件事老是要回来。这个梦。”，仿佛在暗示观众：“我（叙述者）将要叙述的故事是骗人的，因为它反正只是一场梦”。 “大”与“小”的相对论从古至今，仍然是一个人们最头痛的问题。何谓“大”？何谓“小”？而这模糊的衡量界限，又有什么棘手可言？其实，这模糊不清所带来的“茅盾地带”在现实生活里，到处都是。尤其是当“大”与“小”之间的衡量不明不白，其后果令人难以应付。从《棺材太大洞太小》的剧本里，可挖掘出其中的隐喻，来探讨传统与制度、道德与利益之间等等的冲突。 但如果我们退后一步来思考戏中的核心概念，就不难发现叙述者的“梦”，虽然似乎只是纯粹在讲故事，所以显然属于假的。可是，它似乎隐喻着人们在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最真实，也是最棘手的难题——“大”与“小”的模糊界限与矛盾。 这个“大”与“小”界限也同样地，像梦境一样的模糊不清、难以分辨。 与庄子的“大小相对论“为互文 庄子的大小相对论提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的意思是：“世界万物的小与大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大，也没有绝对的小。秋毫之末与大山相比，大小立见。而大山与宇宙相比，又为秋毫之末。彭祖与夭折的孩子相比算长寿太多了，但与永恒的世界相比，寿命又算几何？我们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比较，就会陷入循环往复的烦恼之中。要想突破一切以人为标准的狭隘观念，获得精神的自由，只能从天地宇宙的高度看待事物的变化。” 显然地，庄子的大小相对论与《棺材太大洞太小》的情节有巧妙的共同脉络。 叙述者最后说到：“祖父的棺材的确很有特色，可是人家抬不起，坟口装不下啊！要搞个标准型的呢？……方便是方便，就怕是全都一个样子，将来子孙们会把祖宗的坟搞乱罗……到底怎么好呢？……不知道……我不知道……” 由此可见，叙述者“陷入循环往复的烦恼之中”，自己总是梦到这棺材纠纷的事件，一直到叙述的最后，还是无法“获得精神的自由”。《棺材太大洞太小》作为现代新加坡语境的故事，似乎与历史悠久的中国伟大圣人之一的理论，有面面相觑的预言实现的关系。 “梦”作为叙述“恶劣循环”概念的方式 梦境的恶劣循环，仿佛象征着历史会不停的重复。 这种“被时间困扰...

除了艺术作品水准下降和艺术发展遭受约束，《市中隐者》剧本里似乎也暗示了新加坡人对于家庭概念的逐渐生疏的趋势，同时也仿佛暗示了新加坡人对于夜间生活的一无所知的现象。 “健康”家庭教育 甲：Automatic 的周末常常很无聊。他常常觉得周末一个人在家是很寂寞的。 丙：你们不要误会。他是和家人一起住的。他的家里常常都有人，周末也不例外。只是他还是觉得很寂寞，有一种只有一个人在家的感觉。李宗盛不是有一首歌《寂寞难耐》吗？里面的歌词是这个样子的：（唱）“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夥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以上的这一段对白似乎显示了生活在现今都市社会里的新加坡人，尤其是那一些居住在政府组屋里的新加坡人，对于家庭概念的逐渐生疏的趋势。虽然《市中隐者》里的人物A是和家人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每当周末的时候A仍旧会觉得无聊和感到寂寞。这个状况似乎显现了人与人之间居住的距离的拉近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距离的疏远是不成正比的，也仿佛显现了家庭概念在生活在现今都市社会里的新加坡人心里的地位和定义。对白里的这个部分“里面的歌词是这个样子的：（唱）“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夥都在，笑话正是精彩。”则似乎再次强调了生活在现今都市社会里的新加坡人对于“家”所附属的次等地位，同时也仿佛再次强调了对于家庭概念的忽视对于家庭成员的漠不关心。 乙：Automatic 这么形容一个人在周末呆在家里的感觉：仿佛身体在慢慢地溃烂，溃烂到最后，溶成 Green Sticky Liquid，然后就被吸进地底去，只剩下衣服在那儿，还发出一股味道， 留下一 缕青烟。 丙：他不希望自己最终只变成一个味道，一缕青烟。所以他很积极地学隐身术。所以他去教堂，然后去理发店。理发店就在他的家楼下。那种阿伯开的，不是女人开的。 以上的这一段对白则似乎代表了生活在现今都市社会里的新加坡人追求所谓的“自我认知”是因为他们无法从“家”和“家人”当中寻获认同和关怀和他们不想要毫无痕迹地离开世界。这就好比《市中隐者》里的人物A之所以会选择学习“隐身术”的原因是因为A“不希望自己最终只变成一个味道，一缕青烟”。总而来说，生活在现今都市社会里的新加坡人对于家庭概念的逐渐生疏的趋势仿佛代表了政府对于他们所实施的家庭生育政策“Stop At Two”和所鼓励的双亲工作举动，所带来的的负面影响。 “精彩”夜间生活 女人：天啊，现在几点...

解读《暗恋桃花源》里的‘大时代、大背景’ 《暗恋桃花源》是一部关于‘寻找/失落’的戏。无论是《暗恋》、《桃花源》、还是那陌生女子，无不在寻找他们想得到的东西。那么，他们寻找的是什么？得到了没有？在不同的语境里，他们寻找的东西或许就不一样。放在政治、社会的语境里，整出戏就是关于四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期间、台湾寻找中国、中国寻找‘台湾’的故事。 《暗恋》 《暗恋》说的是台湾寻找中国的故事。江滨柳一直在期待的就是能和云之凡再次重逢。对比江太太再现的那处于在台湾的现实的无奈，云之凡象征的便是那在中国的过往美好的记忆。就如一九四九年随着国民党政府撤至台湾的人民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到台湾将是对中国永恒的告别，他们一直怀抱着期望，一直相信能回返祖国，江滨柳也始终没有放弃过要寻找云之凡。 但是，当云之凡来到了现实的生活中，这想象与现实的错位，云之凡和江太太的同时出现，才让一直忽略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的事物的江滨柳作出重新的思考和认知。他一直想逃离江太太，直到真正在现实中与过往记忆的接触，才让他对过往的想象释怀，重新衡量，最后也接受了她。八十年代末，台湾终于解严，在台湾的民众终于可以回返大陆。在这次的接触中，才使许多人知道，他们想象中过去中国的美好景象已不复存在。其实，他们在台期间，尤其是七十年代初，台湾的经济开始起飞。他们过的生活有许多都比在大陆民众过的生活优裕。我想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治理方式已不再是这些台湾民众赴台之前的形式了。面对着过往想象与现实的冲突，他们才自觉一切都大不如前，一切都已改变了面貌。而他们在台湾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其实才更有归属感。这时，似乎他们才真正解脱，才肯从外省人的身份承认自己是台湾人。 《桃花源》 《桃花源》说的便是中国寻找‘台湾’的故事。 桃花源象征乌托邦的世界，人人平等，人们的生活安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和、没有争执。但是，桃花源毕竟是虚幻的。当赖陶想带春花一起去桃花源时，才发现现实的残酷，春花以为赖陶已经死了，早就嫁给袁老板。而当赖陶想独自再回去桃花源时，已找不到它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与国民党的内战胜利后，把中国的指向带入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共的理念是要让每个人都平等，尤其是常被之前的统治阶级欺压的低下阶层百姓得到救赎。赖陶在武陵时，不就常常被春花和袁老板欺压吗？受尽委屈的赖陶，到了桃花源，被白袍男女安抚，连平时的坏脾气也消失了。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