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四十》@ 莫静璇
“戏” 弄人生
演员，或者说表演者，顾名思义是指演绎某些东西的人。在《演员四十》中，杨雁雁饰演了一个即将步入四十的女演员，突如其来地遭遇了让她不知所措的人生大瓶颈---事业与孩子两者间的取舍。
整部剧的安排极为吊诡，表演者在现实生活中本身是一名演员，而在剧中扮演的也是一名演员，剧里的内容就是由这名演员扮演不同戏里戏外的种种角色，如：阿娥、焦母是戏中戏的角色；“我”小时候、回到“家”时的“我”是戏中“戏外”的角色。再来，加上这部剧以独角戏的形式呈现，成功使观众的焦点从头到尾都得以在“演员”这个主题身上。
自古，女性通常被赋予“治内事”、“柔弱”的“本质”。到了今天，虽然随着社会环境变迁及种种因素的左右，女性渐渐在社会中有了主动性和权力，但还是常常会出现“女强人”等字眼来形容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女性，而不会有“男强人”诸如此类特别标示成功男性的字眼，再现了这个社会仍然有着男性必定比女性强势，男性理所当然是社会的主导者的意识形态。因此，作为一个事业有所成就的女性演员，自然成为被重点“注视”的对象，进而备受社会压力。此外，现今仍存在着对未婚先孕抱着不鼓励的意识形态，这种现象也是导致“我”成为舆论中心的原因之一。当中，“我”提及女同事流产离职的事件，仿佛隐喻着女性最好坚守“本分”，不该为了事业，失了家庭，否则最终两头不到岸。并且，这个事件的揭发也似乎暗示了结局---“我”的流产，而这样的结局是否又再次强调了这样的隐喻？
但是，从“表演”的角度看，一场表演肯定需要被“注视/窥视”，被观众、被摄影机（剧场两旁都放着“摄影机”），在这场表演中甚至是被自己窥视。“我”是这部剧的叙述者，叙述“我”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当“我”在叙述自己到医院检查身体时，会说出“我”的心理状态：“愤怒”、“否认”等，以有限观点去叙述“我”的遭遇，制造了“我”也在“窥视”“我”这样一种多重层次、环环相扣的效果。
表演过程中，“我”不断更换服装，有时候由旁人辅助着装，有时候则自己替自己换上衣裳，当中似乎隐喻着演员是一种被社会包装、物化而成的商品，甚至，演员也会内化这种意识形态，自己包装自己，不断转换形象呈现出社会所期盼的“演员”的样子。此外，叙述过程中不间断的角色转换、倒叙插叙的混合运用，也再现出“我”（甚至是现实中演员本身）的生活如剧的呈现方式一样，瞬息万变不容喘息。
剧中，“我”提到了奥剧的术语---“虎度门”，意指演员们出场的台口，一旦踏出去就必须忘记自我，投入角色内，交出自己的心。身为一个演员，大部分时候需要进行角色的内化以达到演出的最佳状态，也就是不断地“进出虎度门”，而“我”在剧中更是不断转换角色，以致于甚至产生了某种对自我“身份”的模糊，问出了“我是谁？”（到底是演员/剧中角色/母亲/普通的女人？）这样的问题（加上“我”时常游走在不同国家，有可能影响国籍“认同”的建构）。
“我”常常会扮演一些男性化或有权势的角色：冷剑心（文武生，有剑）、焦母（狠角色）、英雄人物（有神奇力量）等，似乎也隐喻了女演员想要获得权力却只能靠“表演”得到些须满足。值得探讨的是，在穿上扮演冷剑心的奥剧服装时，“我”是对着镜子着装的；耍剑时，剧场旁的白幕出现了“我”的影子，这样的呈现，也许正隐喻了冷剑心这样一个角色就如同“我”，是“我”的倒影、“我”的“自我”（也许是因为经历的相似）。
来到剧的尾声，“我”在记者的追问下，提到自己四十岁生日了，说道：“不是女人四十，应该是演员四十！”似乎带了某种反讽的意味：“我”是否觉得自己到了四十岁，仍然不够资格被称作“女人”，做得好“演员”，演得好“女人”，却做不好现实中的“女人”这个身份。《演员四十》中，“我”是一个演员，又是女性：这样的安排又何尝不是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而塑造出来的角色？但是，又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观众才会对这样的角色产生省思。在社会的意识形态里，女性就像演员一样，一直在扮演一种从属的身份、被操控的身份，没有“自己”。
演员，或者说表演者，顾名思义是指演绎某些东西的人。在《演员四十》中，杨雁雁饰演了一个即将步入四十的女演员，突如其来地遭遇了让她不知所措的人生大瓶颈---事业与孩子两者间的取舍。
整部剧的安排极为吊诡，表演者在现实生活中本身是一名演员，而在剧中扮演的也是一名演员，剧里的内容就是由这名演员扮演不同戏里戏外的种种角色，如：阿娥、焦母是戏中戏的角色；“我”小时候、回到“家”时的“我”是戏中“戏外”的角色。再来，加上这部剧以独角戏的形式呈现，成功使观众的焦点从头到尾都得以在“演员”这个主题身上。
自古，女性通常被赋予“治内事”、“柔弱”的“本质”。到了今天，虽然随着社会环境变迁及种种因素的左右，女性渐渐在社会中有了主动性和权力，但还是常常会出现“女强人”等字眼来形容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女性，而不会有“男强人”诸如此类特别标示成功男性的字眼，再现了这个社会仍然有着男性必定比女性强势，男性理所当然是社会的主导者的意识形态。因此，作为一个事业有所成就的女性演员，自然成为被重点“注视”的对象，进而备受社会压力。此外，现今仍存在着对未婚先孕抱着不鼓励的意识形态，这种现象也是导致“我”成为舆论中心的原因之一。当中，“我”提及女同事流产离职的事件，仿佛隐喻着女性最好坚守“本分”，不该为了事业，失了家庭，否则最终两头不到岸。并且，这个事件的揭发也似乎暗示了结局---“我”的流产，而这样的结局是否又再次强调了这样的隐喻？
但是，从“表演”的角度看，一场表演肯定需要被“注视/窥视”，被观众、被摄影机（剧场两旁都放着“摄影机”），在这场表演中甚至是被自己窥视。“我”是这部剧的叙述者，叙述“我”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当“我”在叙述自己到医院检查身体时，会说出“我”的心理状态：“愤怒”、“否认”等，以有限观点去叙述“我”的遭遇，制造了“我”也在“窥视”“我”这样一种多重层次、环环相扣的效果。
表演过程中，“我”不断更换服装，有时候由旁人辅助着装，有时候则自己替自己换上衣裳，当中似乎隐喻着演员是一种被社会包装、物化而成的商品，甚至，演员也会内化这种意识形态，自己包装自己，不断转换形象呈现出社会所期盼的“演员”的样子。此外，叙述过程中不间断的角色转换、倒叙插叙的混合运用，也再现出“我”（甚至是现实中演员本身）的生活如剧的呈现方式一样，瞬息万变不容喘息。
剧中，“我”提到了奥剧的术语---“虎度门”，意指演员们出场的台口，一旦踏出去就必须忘记自我，投入角色内，交出自己的心。身为一个演员，大部分时候需要进行角色的内化以达到演出的最佳状态，也就是不断地“进出虎度门”，而“我”在剧中更是不断转换角色，以致于甚至产生了某种对自我“身份”的模糊，问出了“我是谁？”（到底是演员/剧中角色/母亲/普通的女人？）这样的问题（加上“我”时常游走在不同国家，有可能影响国籍“认同”的建构）。
“我”常常会扮演一些男性化或有权势的角色：冷剑心（文武生，有剑）、焦母（狠角色）、英雄人物（有神奇力量）等，似乎也隐喻了女演员想要获得权力却只能靠“表演”得到些须满足。值得探讨的是，在穿上扮演冷剑心的奥剧服装时，“我”是对着镜子着装的；耍剑时，剧场旁的白幕出现了“我”的影子，这样的呈现，也许正隐喻了冷剑心这样一个角色就如同“我”，是“我”的倒影、“我”的“自我”（也许是因为经历的相似）。
来到剧的尾声，“我”在记者的追问下，提到自己四十岁生日了，说道：“不是女人四十，应该是演员四十！”似乎带了某种反讽的意味：“我”是否觉得自己到了四十岁，仍然不够资格被称作“女人”，做得好“演员”，演得好“女人”，却做不好现实中的“女人”这个身份。《演员四十》中，“我”是一个演员，又是女性：这样的安排又何尝不是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而塑造出来的角色？但是，又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观众才会对这样的角色产生省思。在社会的意识形态里，女性就像演员一样，一直在扮演一种从属的身份、被操控的身份，没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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